陈寅恪(1890－1969)着。
商务印书馆和三联书店1954年出版。陈氏系江西修水人，史学家。自幼受到良好的国学熏陶，后曾留学美国、瑞士、法国、德国等知名学府。
熟谙多种语言文字，精研佛典，熟悉西方社会科学方法论。
生平以撰写《中国通史》和《中国历史的教训》为着述志愿，后因时事所迫而未能卒业。其论着常以种族与文化、家族和门第来理解、重建和阐释史事，而且渗透着强烈的兴亡感。
本书和其《唐代政治史述论稿》以丰富的史料和详密的方法论证了隋唐之际中国历史的重要发展和变化，认为唐代社会的各种制度并不是偶然形成的，其变化的原因可从文化和血缘等方面去探寻，如唐初统治阶层实为胡汉民族融混组成；文武兼备集团的消亡，皇室与将相关系的紧张和破坏，最终导致科举勃兴；府兵废除，文武互异，胡汉分歧，皇室与将相分离，成为中国中古史上的一大变局。他的《元白诗笺证稿》、《柳如是别传》均是在方法和立论上有创见的力作。
《隋唐制度渊源论稿》成书于1939年陈氏在昆明期间。先寄交上海商务印书馆印行，后因抗战战乱，书稿遗失。
此后由友人将其旧稿编成该集。1944年由重庆商务印书馆出版。
该书系统地论述了从汉魏到隋唐的各种政治制度的渊源和演变，指出了隋唐两代的制度乃因时间与地域参错综合之关系逐渐演进，臻于完备。其主要方面，诸如礼仪、职官、刑律、音乐、兵制、财政等皆出于北魏、北齐和梁、陈，还有西魏、北周。
最为重要的是北魏和北齐。因此，北魏、北齐制度由于其通过不同的途径汇合了汉魏以来华夏文化传统的许多精华，它才被隋唐制度所容纳、吸收和改造，成为其主要渊源，从而匡正了长期以来一般所认为的隋唐政治制度继承西魏、北周的旧说。
该书立论博征史籍，所着重分析的礼制在社会运作方面的枢纽作用，尤为独到。常被视为治中国历史的一部典范之作。而《唐代政治史述论稿》则于1941年着于香港九龙，初名为《唐代政治史论稿》，次年在重庆印行时改用此名。该书揭示出唐初政治是以“关陇集团”所推行的关中本位政策为其立法施政的基础的，由此唐初统治阶层实有胡汉民族融混、文武兼备、皇室与将相统一等特点。
但从武则天始，关中本位的政策基础被破坏，到唐玄宗后已不能维持，统治集团因而发生变化。并表现为科举兴、府兵废、文武互异、胡汉分歧、皇室与将相鸿沟相隔。至于贯穿“安史之乱”后的李唐政局的另一条基本线索则是出自低微的内廷宦官勾结外廷士大夫党派之间的斗争。在外廷士大夫针锋相对、势不两立的党派则是由于他们分别属于不同的集团，即山东大家士族与科举出身的新兴势力。
该书从各个不同的层面论述了关中本位政策的形成及其破坏对唐代政治的深刻影响。因此，该着作自问世以来一直被认为是治隋唐历史乃至了解中国历史发展深层结构的一部里程碑式的专着。 参见 陈寅恪读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