救亡日报

    救亡日报 : 上海文化界救亡协会机关报。1937年8月24日在上海创刊。编辑部设大陆商场。4开4版。是中共领导下的一张具有统一战线性质的报纸。由郭沫若、夏衍、阿英、茅盾、巴金、王任叔、张天翼、邹韬奋、郑振铎等30人组成的报纸编辑委员会包括共产党人、国民党人和其他著名人士。社长郭沫若,总编辑夏衍。办报经费由 “上海文救”和国民党方面各出500元。国民党方面派出樊仲云任总编辑,汪馥泉任编辑部主任,周寒梅任经理,因应际未干事不久即相继他去。实际由中共领导的“文救”方面的夏衍担任总编辑,林林任编辑主任,专业记者周钢鸣、彭启一,协助编辑工作的还有钱杏邨、叶文津、姚潜修、郁风等,经理翁从六、张尔华。撰稿人有宋庆龄、何香凝、邹韬奋、胡愈之、郑振铎、田汉等政界和文化界名流。报名由郭沫若题写。该报一创刊,即高举抗日、团结、进步的鲜明旗帜。同时,也很讲究宣传的艺术: 它以超党派面目出现,兼容并蓄客观公正; 坚持正确的策略口号,高举新三民主义旗帜; 做到宣传与服务、组织相结合,使报纸与人民水乳交融。并以真诚的态度、丰富的内容、精辟的战局分析和实际的战地采访,赢得广大读者的喜爱。每天销量在1000份以上,最多时能销到3500份。该报形式上和一般小型报相同,但内容上不登中央社和外国通讯社消息,专以独具特色的特写专稿,战局评论、实地采访通讯和文艺作品吸引读者。同年11月21日上海沦陷,该报出至第86号后于次日被迫停刊。最后一篇社论,是郭沫若撰写的告别词 《我们所失掉的只是奴隶的镣铐》。1938年1月1日,该报在广州出版粤版复刊号 (即总第87号)。社址在长寿东路 (现曙光路)。经费得到广州国民党将领余汉谋的资助。仍由郭沫若和夏衍分任社长和总编辑。郭沫若在复刊词《再建我们的文化堡垒》 中宣告: “救亡就是我们的旗帜,抗战到底就是我们的决心,民族复兴就是我们的信念。” 广州版是一张公开合法的报纸,它不和中共广东省委发生联系,而和十八集团军驻广州办事处联系,受廖承志直接领导。同年5月广州大轰炸后,原国民党方面的人已全部离去,新增加了华嘉、陈紫秋、谢加因、蔡冷枫等广东籍人及高灏、高汾两姊妹。欧阳山、草明、司马文森、黄新波担任该报的义务记者。广州有名望的教授和文化工作者也经常为其撰写评论和文艺作品。它继续刊登大量战地通讯,广泛报道各战区和敌后抗战的情况,还充分反映了广州的青年救亡运动。仍保持了专稿多、特写多的特色。它在华南首家连载了毛泽东的 《论持久战》,出过 “台儿庄大捷” 和 “七七抗战周年纪念” 专刊,还译载过 “敌军日记” 等。1938年10月21日,该报因广州沦陷停刊。1939年1月10日,该报在桂林再次复刊。社址在桂西路的太平路12号。为支持该报的出版,社长郭沫若与阳翰笙等在重庆发起组成“旅渝剧人为救亡日报筹募基金联合公演演出委员会”,并于4月12日至14日在国泰大戏院亲自主持公演夏衍写的话剧 《一年间》; 总编辑夏衍则到香港为报纸筹款。复刊社论由冯乃超代写。经理部有翁从六等,编辑部有林林、华嘉、陈紫秋、谢加因、高灏、高汾等。周立波编国内国际新闻,后由廖沫沙接替 (1939.4—11)。1940年9月起廖又进入该报任编辑主任,负责夜班编辑。杨朔、叶文津、叶厥荪等担任该报特派员或通讯记者。该报1版要闻,2版国际、地方新闻,3版国内外通讯、特稿,4版副刊。副刊 《文化岗位》 的 “岗语”、“今日话题”、“街谈巷语” 由夏衍执笔,副刊 《诗文学》 由林林编辑。还辟有 《漫木旬刊》 等各种专刊和文艺通讯员运动专页。它连载过日本反战作家鹿地亘的报告文学 《和平村记》,登载过美国进步记者史沫特莱的《论鲁迅》、《鲁迅是一把剑》 等文章,还发表过廖沫沙的 《论山西的战局》、《中原锁钥的襄樊》等军事通讯。副刊 《文化岗位》 除连载鹿地亘的剧本 《三兄弟》外,还连载过杨朔的 《蜒家艇》、舒群的 《渔家》、艾芜的 《两屠户》 等中篇小说。它注重新闻,精心选稿,分类归纳,标题力求富于评论、指导作用,版面排列做到轻重适宜、错落有致,改变了过去新闻性较弱、而以长篇文章和文艺作品为主的杂志型报纸的编排,并改进文风,开展 “每日评报” 活动,使报纸编辑工作逐步走上正轨。发行量从2000份增至5000份,1939年底接近8000份,销路扩大到湘、赣、粤、川乃至香港、南洋一带。同时,还加强报社的经营管理,建立起自己的资料室、建国印刷厂、救亡通讯社、南方出版社,出版旬刊 《十日文萃》 和一些单行本,还有一个即将投产的造纸厂。1941年2月28日,该报在 “皖南事变” 后被国民党当局勒令停刊,在桂林历时两年1个月又18天。抗战胜利后,该报改名为 《建国日报》 于1945年10月10日在上海恢复出版,但只出版15天,便于同月24日被国民党市党部以 “手续不全”、“违反收复区出版法” 为借口查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