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姓资姓社”问题

    关于“姓资姓社”问题 : 这里的“资”指资本主义,“社”指社会主义。1991年是争鸣较为热烈的一年。《解放日报》1991年3月2日率先发表署名为皇甫平的文章《改革开放要有新思路》,文章指出:“在改革深化、开放扩大的新形势下,我们要防止陷入某种‘新的思想僵滞’。我们不能把发展社会主义商品经济和社会主义市场,同资本主义简单等同起来,一讲市场调节就以为是资本主义,不能把利用外资同自力更生对立起来,在利用外资上,谨小慎微。顾虑重重;不能把深化改革同治理整顿对立起来,对有些已经被实践证明是正确的、行之有效的改革,不敢坚持和完善,甚至动摇、走回头路;不能把持续稳定发展经济、不急于求成同紧迫感对立起来,工作松懈,可以办的事情也不去办。”3月22日,《解放日报》又在第一版刊登皇甫平的文章《扩大开放的意识要更强些》,文章指出:“增强扩大开放意识,就要求我们进一步解放思想,抛弃任何一种保守、僵滞、封闭的观念,形成与一个先进的国际城市相称的开放型软环境。”“九十年代上海的开放要迈大步子,必须要有一系列崭新的思路,敢于冒点风险,做前人没有做过的事,这对于我们的开放意识,更是一个严峻的考验。例如开发浦东,设立保税区,实行进入自由、免征出口税等带有自由港性质的特殊政策。对于这类被称为造就社会主义香港的尝试,如果我们仍然囿于‘姓社还是姓资’的诘难,那就只能坐失良机。又如允许外国人在浦东设银行,并且在外滩建金融街以振兴上海国际金融中心之雄风,对于这类敢为天下先的探索,如果我们还是陷于‘新上海还是旧上海’的迷茫之中,那也只能趔趄不前,难成大事。”
1991年9月2日《人民日报》在第一版显要位置刊登《要进一步改革开放》的社论。社论强调“改革开放必须坚持正确的方向。我们的改革是在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前提之下,决不能搞资产阶级自由化。”“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同坚持改革开放是一致的。不坚持四项基本原则,改革开放就会走偏方向,甚至会亡党亡国。”这篇社论在当时的影响是很大的。不过,需要指出的是,这篇社论所产生的震动效应似乎还在于这样一个事实:9月1日新华社将这篇社论传播给国内外新闻媒体时,社论中有关于“姓资姓社”的一段话:“我们要问‘姓资姓社’,我们要坚持社会主义方向。我们问‘姓资姓社’的目的是为了坚持公有制的主体地位。”并且,当晚的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也照此全文播出了这篇社论。可是由于某种原因,第二天见报时,将这段话删去了。1991年10月2日《人民日报》在第一版刊登评论员文章《要善于从政治上观察和处理问题》,指出“从政治上观察和处理问题,保证革命和建设任务的完成,是我们党的工人阶级先锋队性质决定的,也是我们党的一个优良传统。”
郭清在《求是》1991年第16期上发表《沿着社会主义方向继续推进改革开放》一文,认为:“十多年来改革开放所经历的风风雨雨说明,两种改革开放的对立和斗争不仅是一种客观的存在,而且十分尖锐”。“我们划清两种改革开放观的界限,一个很重要的方面,是要在事关改革开放的大政方针、基本政策措施等重大原则问题上,看是否有利于社会主义事业的发展,通俗的说法,就是问一问‘姓社姓资’。只有这样,才能保证我们的改革开放始终坚持社会主义方向,避免重大失误。如果不问‘姓社姓资’,改革开放就会偏离总目标、总方向,在改革的过程中就分不清什么是应该坚持的,什么是应该反对和抛弃的;哪些东西对我国是有用、有益的,哪些是无用或有害的。”文章认为改革开放中要问“姓社姓资”,理由是:“第一,必须坚持以公有制为主体,发展其他非公有制经济成分决不能冲击和动摇公有制的主体地位,更不能搞什么私有化。”“要不要坚持公有制为主体,是关系到是否改变我国社会制度的社会主义性质的问题,也是判别改革的性质即姓‘社’还是姓‘资’的问题。”第二,“在我国,各种非公有制经济是作为社会主义公有制经济的有益的补充而发展的,而不是为了削弱乃至破坏或取代公有制”。“在这方面也存在着一个‘姓社姓资’即以什么改革开放观为指导的问题。”第三,我们要通过改革建立以公有制为主体的多种经济成分并存的所有制结构,以适应当前社会生产力发展的要求,但并不等于可以在理论上模糊社会主义公有制同其他非公有制经济的界限。例如,个体经济是以生产资料归劳动者个人所有的私有制经济,私营经济和‘三资’企业都是在不同程度上存在剥削雇佣劳动者所创造的剩余价值,即具有不同程度的资本主义性质的经济。”“总之,无论从哪种意义上说,都不可能得出可以不问‘姓资姓社’的结论。不问者,决非不问也。不管提出‘不问’的人意识到没有,其实际效果只能是起着模糊社会主义方向的作用。”
郑仲兵撰文《改革开放步子迈不开要害是姓“资”还是姓“社”的问题》(《历史的潮流》,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2年4月第1版)认为,“姓‘资’姓‘社’,本来是个标明社会基本性质和事物基本阶级属性的概念,是个特定的政治经济的范畴,是个大概念,不能随便套用到任何什么场合,什么范畴和许多具体事物上来。否则是一种莫大的荒唐悖谬。”“当今滥用姓‘资’姓‘社’的概念,要害在于创造了新的‘两个凡是’:凡是长期被历史证明是阻碍社会生产力发展,影响国计民生,为人们所厌恶,在拨乱反正过程中已被否定,或在改革开放过程中正在或必将被清除的事物,他们百般留恋,赐予姓“社”,竭力庇护,或人为地使之死灰复燃。凡在改革开放、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过程中必循的经济规律,社会基本法则,以及具体措施、新的成果、新的事物,包括从国外引来的人类文明成果,他们百般怀疑,赐以姓‘资’,竭力排斥,或人为地予以扼杀。”“姓‘资’还是姓‘社’的怀疑,不仅涉及到改革开放的具体措施、手段,而且涉及到改革开放的基本方针政策和基本理论。”“作为中国改革开放总设计师的邓小平早就注意到‘左’的势力利用‘姓资姓社’问题来否定改革开放。他一再向国内外人士解释,改革开放不会产生资本主义,不会产生新的资产阶级,不会造成两极分化。”文章在后两部分列举了邓小平自1980年至1992年春一系列关于改革开放的谈话。
邓小平同志1992年春在南巡讲话中对“姓资姓社”问题及其判断标准作了重要阐述,他指出:改革开放迈不开步子,不敢闯,说来说去就是怕资本主义的东西多了,走了资本主义道路。要害是姓“资”还是姓“社”的问题。判断姓“资”还是姓“社”的标准,应该主要看:是否有利于发展社会主义社会的生产力,是否有利于增强社会主义国家的综合国力,是否有利于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他还指出,社会主义要赢得与资本主义相比较的优势,就必须大胆吸收和借鉴人类社会创造的一切文明成果,吸收和借鉴当今世界各国包括资本主义发达国家的一切反映现代化生产规律的先进经营方式、管理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