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周礼》“六诗”的本义，古来有多种解释，兹择其要，略陈如下：1．六诗皆体说。
其说首见东汉郑玄《郑志》：“张逸问：‘何诗近于比、赋、兴?’答曰：‘吴札观诗已不歌也。孔子录诗已合风、雅、颂中，难复摘别。”(引自《毛诗正义》卷一)宋代王质以为“赋、比、兴三诗皆亡，风、雅、颂三诗独存。”(《诗总闻》)章炳麟以为赋、比、兴为三种徒歌，他说：“孔子删诗求合韶、武，赋、比、兴不可歌，因以被简。”(《国故论衡·论诗》)朱自清则认为：“风、赋、比、兴、雅、颂似乎原来都是乐歌的名称，合言六诗，正是以声为用。”“大概‘赋’原来就是合唱。”比“是变旧调唱新辞。”兴“是合乐开始的新歌。”(《诗言志辨》)郭绍虞、张志岳则认为六诗是“六体三用”，赋、比、兴是体、用相兼，是由于三种不同的表现方法而区分的三种诗歌体制(见郭绍虞《六义说考辨》，张志岳《赋比兴本义说》)。2．三体三用说。唐代孔颖达首创此说：“风、雅、颂者，诗篇之异体；赋、比、兴者，诗文之异辞耳。大小不同，而得并为六义者，赋、比、兴是诗之所用，风、雅、颂是诗之成形。
用彼三事，成此三事，是故同称为义，非别有篇卷也。”(《毛诗正义·毛诗序疏》)严格说来，这是对六义，而不是对六诗的解释，但其说影响甚大，故姑录于此。3．六诗皆用说。宋代程颐首创此说，他以为风是“刺美”；赋是“咏述其事”；比是“以物相比”；兴是“兴起其义”；雅是“陈其正理”；颂是“称美其事”，并认为“一篇之中有备六义者，有数义者。”(见《二程全书·伊川经说三》)4．教诗方法说。章必功以为《周礼》“‘六诗’是周代诗歌教学的纲领。反映了周代国学‘声、义’并重的诗歌教授内容和由低级到高级、由简单到复杂的诗歌教授过程。这一过程分三个阶段：‘风’、‘赋’为第一阶段，是基本功的训练，要求国子能熟练地歌唱诗，朗诵诗。
前者是以‘声’为用的基本形式，后者是以‘义’为用的基本形式。
‘比’、‘兴’为第二阶段。
是诗歌义理的训练，要求国子能准确、深刻地以‘义’为用。‘雅’、‘颂’为第三阶段。
是正声诗乐的训练，要求国子能严格地按照周礼以‘声’为用。”(《“六诗”探故》)郭外岑说：“所谓‘赋、比、兴’绝非三百篇诗人写诗的方法或技巧，而是后世经师们出于特定的目的和需要而创造的‘教诗’的方法或手段。”(《比兴概念的形成和刘勰的“比兴”论》)5．六种作用说。徐北文认为“《周礼》的原义，大体是说：《诗经》有六种意义(作用)，即可以歌唱(风)，可以朗诵(赋)，可以用作比喻(比)，可以鼓舞人心(兴)，可以推广通用语言(雅)，可以表演(颂)。”(《先秦文学史》)6．用诗方法说。张震泽认为由于用于宗庙祭祀、朝会燕享、日常生活之礼而形成了《诗》的三体。
赋、比、兴是赋诗言志的用法，“有时需要直陈，就用赋的方法；有时需要以善物喻善事，就用兴的方法；有时不敢直斥其非，就用“取比类以言之”的比的方法。”(《诗经》赋、比、兴本义新探》)实际上“六诗”为六种用《诗》方法：最初由于用于不同的典礼而形成了不同的音乐风格，进而形成了风、雅、颂三体。赋、比、兴是赋诗言志的方法，兴是用《诗》感发志意，多向联想；比是用《诗》类比今事；赋是“讽、诵、言、语”等具体的赋诗表达方法。周人作诗与用诗的思维方式相同，故当汉儒沿用赋诗言志的比、兴方法去解说诗人之志时，就等于说诗人是运用比、兴方法来作诗的，故使比、兴在没有改变“感发志意”、“引譬连类”、“比方于物”含义的情况下，由用诗方法转变为作诗方法(《鲁洪生《从赋、比、兴产生的时代背景看其本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