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方玉润撰 鸿室丛书本、中华书局1986年12月李先耕点校本。
方玉润(1811－1883)清末云南宝宁(今广南)人，字友石，一字黝石，自号鸿子。少聪颖，但自22岁入县学后，应试凡15次均不第。
咸丰五年(1855)着《运筹神机》，投笔从戎。同治三年(1864)夏，以军功铨选陇西州同。
是年10月至陇州，而其任所长宁驿已毁于战乱，不得已寄居州治，着书讲学。方玉润天资卓越，才学朗赡、涉猎至博。
当时与之游者，如王柏心称其诗文“浑茫涵盖，浩无际涯”，万伯舒说他“得天独厚”“博大纵横无不备，虽未能纯乎中道，顾自往往具有特识，要为不向古人颐下乞气者”。他晚年在陇上“闭户佣经”，写定的《诗经原始》一书，更在“诗经学”上有着重要的地位。《诗经原始》，顾名思义就是“欲原诗人始意也”。为此，方玉润一反前人旧说，把《诗经》作为文学作品来研究。他批评以前研究《诗经》的考据，讲学两派不是“必先有一副宽大帽子压倒众人，然后独申己见”，就是“不得全篇合读，求其大旨所在，而粹释之”。他们“性情与《诗》绝不相类，故往往胶柱鼓瑟，不失之固，即失之妄”。
他主张研《诗》要“反复涵咏”，“寻文按义”，让读者“一气读下，先览全篇局势，次观笔陈开阖变化，复乃细求字句研炼之法，因而精探古人作诗大旨，则读者之心思与作者之心思自能默令贯通，不烦言而自解耳。”方玉润在反对那些“迂儒拘士”的曲解时，常是从诗篇实际出发“务求得古人作诗本意而止”。在一些诗篇的分析中，方玉润不去寻求什么“确解”、“深义”，而是去领会诗人所抒发的情感。在《周南、茉苢》总评中，他说：“夫佳诗不必尽皆徵实，自鸣天籁，一片好音，尤足令人低回无限。若实而按之，兴会索然矣。”在释义中，方玉润对不能详释的诗义，均注明“未详”，宁肯缺疑，也不穿凿附会。这种情况共有13处。这种慎重的治学态度是可取的。
当然，方玉润毕竟是封建文人，其政治立场始终是站在清朝统治者一边的。在《诗经》研究中，他依然是维护“温柔敦厚”的诗教的。在个别地方他承认“诗可以怨”，但这要在“其词温柔敦厚”的基础之上去“怨”。更多的地方他要求“君虽报我以无礼，我不敢以无礼咎君”，这样才“不失为性情之正”。
特别是他在反对朱熹对“郑声淫”的解释时，更表现出一副封建卫道士的面目。他或者把一些情诗恋歌说成是“刺淫之作”；或则以“古诗人多托男女情以写君臣朋友义”为理由，把许多爱情诗说成是抒写君臣大义的作品。
其牵强附会，真是“更有甚于《序》之伪托附会而无当者”。凡此种种，都是方玉润局限性的表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