伊尼斯与波兹曼的媒介哲学

伊尼斯与波兹曼的媒介哲学：
“帝国与传播”，这是加拿大传播学派开山祖师哈罗德•英尼斯一部著作的名字。何谓帝国？何谓传播？英尼斯自己并没有下定义。译者何道宽解释道：“他研究的传播，是媒介的发轫、流布、变异、互动、特质、偏向”、“他笔下的帝国有两个意思，一是作为政体的大型国家，二是泛指大型的政治组织”。[2]在英尼斯看来，传播媒介可以分为倚重时间的媒介和倚重空间的媒介，帝国也可以分为倚重时间的帝国和倚重空间的帝国，即宗教帝国和政治帝国。倚重时间的媒介，如羊皮纸、黏土和石头，性质耐久，有利于宗教的传承、维持宗教帝国的统治权威；倚重空间的媒介，如莎草纸、电报和广播，质地轻便，有利于政治帝国的空间扩张和远距离控制，知识和权力的垄断在媒介与帝国的关系中发挥着桥梁的作用。英尼斯认为一个帝国成功的关键是在传播媒介和帝国组织的时间偏向和空间偏向间保持平衡，他理想中的帝国是希腊帝国，因为希腊的口头传统比较好地解决了时空的偏向问题，而印刷时代西方文明过于倚重空间和书面传统的状况令他对感到惋惜和担忧。
英尼斯他心目中的传播实质上有两个意思，一是时空的偏向性，二是媒介形态的演化，前者是他的理论基础，因而论述比较详细，后者并非他的主要观点，却是一条贯穿整套理论的线索。麦克卢汉接受并发挥了英尼斯关于时空偏向性的思想，提出了“声觉空间”和“视觉空间”的新概念。麦克卢汉的一个不同之处在于他进而把焦点从人体外在的时空转向了人身上的感官知觉，这就是著名的“媒介即人体的延伸”的观点。在媒介形态演化方面，麦克卢汉提出了媒介四定律或四效应——放大、过时、再现和逆转，这被誉为他的天鹅绝唱。加拿大学派第三代旗手保罗•莱文森在媒介形态演化理论上做出了新的贡献，他的“人性化趋势”理论强调了人的主动性，认为人能够主动去选择和改进媒介，一切媒介都是“补偿性媒介”，能补救过去媒介的不足，使媒介人性化。按照莱文森的思路，不但麦克卢汉可以发展为“数字麦克卢汉”，而且英尼斯也可以发展为“数字英尼斯”：数字时代的网络媒体在空间偏向上不但能把“地球村”完全连为一体，而且开拓了一个崭新的“赛博空间”；而在时间偏向方面，网络媒体的超时空特性打破了传统的线性时空观，虚拟社区中的人们可以在同一场景中非同步对话，从而创造了一种新的“口语传统”。从此来看，加拿大学派对媒介技术确有深入的研究，英尼斯甚至可以被看作是传播学媒介分析的先驱。
英尼斯认为，文明的兴起、衰落和占支配地位的传播媒介息息相关；一切文明都是靠对空间领域和时间跨度的控制而存在的，与之相关的是，任何传播媒介不是具有长久保存的倾向性，便于对时间跨度的控制，便是具有远距离运送的倾向性，便于对空间领域的控制，二者必居其一，他把前者称为“偏倚时间的”媒介，把后者称为“偏倚空间的”媒介。
尼尔•波兹曼在《童年的消逝》一书中所阐述的主题。波兹曼认为，后工业化时代的文化正驱使我们倒退到一个与蒙昧的中世纪没有多少差别的时代，因为在文字(字母)出现以前，儿童与成人都是依靠同一种传播媒介——口口相传来获取知识。当时虽然也有儿童，但并不存在童年这个概念。波兹曼在书中旁征博引从童年这个概念的起源开始，论证了这个概念的出现不过是近几百年的事。印刷机的发明使原来把持在僧侣教士、抄书匠手中的秘密流传入贫民百姓之中。这时，识字能力便成为区分成人和儿童的最强有力的分水岭。成人因为有识字能力，所以能够获得各种知识。而儿童则需要到学校学习认字、语法，并在成人认为适当的时候、以适当的形式获取知识。波兹曼引用了他自己小时候如何费尽周折搞到禁书《北回归线》，却终因无法想象某些细节而不能完全理解书中内容的例子，抨击如今的电视媒介敞开了成人小心保守的秘密，如性、疾病、死亡等等，将儿童不曾提出的问题的答案一股脑地灌输给他们。其结果是如今的儿童早早就沾染上了成人的悲观怀疑、漠然和傲慢的习气。
意识形态的解释：意识形态并非由统治阶级加诸被统治阶级之上，而是一个实践中不断被复制与重组的过程，也就是人们思考、行动及了解自身与社会之间关系的一个过程。
两个非常著名的经典的心理学实验为群体压力与趋同心理的研究作出了重要的贡献，一个是社会心理学家谢里夫所作的自动移动光效果研究（1936，1937），这个研究的生理基础是人的神经系统对昏暗灯光会过度补偿，从而对静止的灯光产生移动错觉的心理现象，对此，被试并不知晓。研究人员让被试分别在个人和群体两种情境下对移动的距离作出判断。结果发现，虽然最初个人环境下的判断彼此差异很大，但随着在群体情景中实验的进行，个人对自己的判断不断的调整和修正，最后愈来愈接近群体判断结果的平均值，并且这个判断标准会固定下来，并在以后的判断中发挥作用。这个实验结果显示了在模糊情境下群体依赖、群体压力的存在和群体规范的形成，同时显示，群体的影响或者说压力能够超越群体的存在，出现在没有群体的环境中。谢里夫的研究让我们看到了群体压力和群体规范对人们的认知行为所具有的巨大影响力。另一个经典的实验是社会心理学家所罗门•阿希所作的“线段实验”（1955－1956）。与第一个实验不同的是这次实验的环境是明朗的，而且被试只有一个，其他的七名“被试”都是为配合实验而故意安排的助手。实验结果惊人的发现有33％的被试屈服于小组的压力而做出错误的判断，而且可以观察到被试在这个屈服于群体压力的过程中伴随着激烈的内心冲突，因此这个实验还引发了学界关于实验中的伦理道德的大论争。阿希的实验向我们表明：有些人情愿追随群体的意见，即使这种意见与他们从自身感觉得来信息相互抵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