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闻学

    新闻学 : 研究人类新闻传播活动规律、尤其是新闻事业发展规律的科学,是社会科学的一门分支学科。
在传统上,新闻学有狭义和广义之分。从狭义来说,指的是新闻理论,即理论新闻学;从广义上讲,指的是整个新闻学,包括: (一)理论新闻学,主要是从理论抽象的角度研究人类新闻传播活动发生、发展的基本规律,包括新闻活动的起源、新闻事业的起源、性质、功能、新闻自由、新闻体制、新闻法制、受众需求等等,是整个新闻学研究的理论基础,具有普遍的理论指导意义;(二)应用或曰业务新闻学,主要是从理论联系实际的角度具体研究新闻传播业务中的基本原则和方法,包括新闻采访学、新闻写作学、新闻编辑学、新闻评论学、新闻摄影学、新闻广播学、新闻电视学等等;(三)历史新闻学,主要通过对人类新闻传播活动、尤其是新闻事业发生发展的历史过程的考察(述评)来研究其发生与发展的规律,与理论新闻学有着十分紧密的联系,包括中外新闻事业史、中外新闻学史、名记者传等等。此外,大约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后,随着西方跨学科研究方法的兴起,新闻学与其它科学相互交叉而形成的一些边缘性的新闻学科开始陆续在西方出现,从80年代起,一些中国新闻学者也展开了这方面的研究。据统计,中外学者提出的新闻边缘学科迄今已达30余门,其中主要包括:新闻社会学、新闻心理学、新闻政治学、新闻哲学、新闻法制学、新闻伦理学、新闻文化学、新闻统计学、比较新闻学、新闻管理学、新闻教育学、新闻人才学、新闻美学等等。边缘新闻学的兴起,在拓宽传统新闻学的研究思路和丰富传统新闻学的研究方法等方面,具有一定的积极意义。但是,由于边缘新闻学在新闻学内独立成为分支学科的立学基础至今仍存争议,同时它的研究成果及学术影响也相当有限,因此,就整体而言,它至今仍基本上处于探索阶段。
大约自本世纪20年代开始,一门研究对象较新闻学更为广泛的新学科——传播学开始在美国出现,随后波及欧洲、日本、前苏联及东欧国家以至于世界各主要国家和地区(80年代传入中国大陆)。传播学吸收了包括新闻学在内的多学科(如社会学、心理学、政治学、语言学、符号学等等)的研究成果和研究方法,同时也给新闻学等学科带来了重要影响。但是,由于传播学是研究人类整个传播活动及其基本规律的科学,因此它不能代替包括新闻学在内的各有关专门学科(参见本卷“传播学”)。
大约从本世纪60年代起,在西方(主要是美国)新闻界还相继出现了所谓新新闻学(New Jour-nalism,又译“新新闻体”、“新新闻写作”、“新集纳主义”,60年代末出现于美国,因主张“用小说的方法来写新闻报道”、熔新闻与小说于一炉而得名,曾在新闻界引起过激烈争论,该学派所写的所谓“新纪实散文”也几乎从不曾被报界所接受发表,而一般都发表在一些杂志上)、倡导新闻学(AdvocacyJournalism,因提倡记者在新闻报道中明确表现其党派立场或个人的倾向性观点而得名,其观点不为多数人认同,这类报道也极少为新闻媒介采用)、精确新闻学(Accurate Journalism,因主张运用社会学和其它人文科学的手段和方法来报道新闻、以保证新闻报道的准确和客观[甚至要求像算术和统计那样“精确”]而得名,本世纪70年代风行于美国,后被冷落)、调查新闻学(Investigative Journalism,因主张记者应主动捕捉社会黑幕丑闻作深入系统的报道并揭示其深刻的社会背景以促进社会改革而得名,本世纪70年代“水门事件”后风行于美国,至今不绝)以及发展新闻学(Development Journalism,因主张通过改革对第三世界的报道方法来缓和世界新闻传播中的“南北”矛盾[参见本卷“世界新闻新秩序”]而得名,本世纪80年代产生于美国)等等。由于这些所谓的“学”要么只是一种新闻思潮(而且大都是非主流的、有的甚至只是昙花一现的思潮),要么只是一种新的报道样式或方法,因而它们的学术价值仍然基本上局限于对新闻学体系某一方面或侧面的探索,而不可能在新闻学内成为独立的分支学科。事实上,它们作为“学”在新闻学上的学术价值和学术影响是有限的。
人类新闻传播活动的历史同人类社会的历史一样悠久,但新闻学研究的历史却并不长。在近代新闻事业产生以前,人类的新闻活动基本上处于一种自发状态,人们习以为常,没有人专门研究其规律。16世纪,近代新闻事业开始在欧洲出现,并逐步显示出它独特而强大的社会功能。随后,新闻学开始被提上科学研究的议事日程。17世纪末,德国的一些大学里有人开始首先以报业作为研究对象撰写学位论文。1845年,德国学者科赫(Koch)教授在海特各堡最早设立新闻研究所。同年,德国学者普尔兹出版了 《德国新闻事业史》,这是世界上最早的新闻史学专著。进入20世纪后,新闻学研究在美国得到了蓬勃发展。20世纪初,美国密苏里大学新闻学院 (1908年) 和哥伦比亚大学新闻学院 (1912年)相继创立,成为新闻教育和新闻学研究的重要基地。同时,西方新闻学的研究,也逐步形成了两大派别,一派以德国为代表,偏重于理论研究,一派以美国为代表,偏重于实用性研究。至此,新闻学作为一门科学的独立的学科地位也得以基本确立。
在中国,新闻学最早是由外国传教士传播来的。鸦片战争前后,他们在创办一批中、外文报刊的同时,也开始向中国读者零星地介绍了一些新闻学常识。已知的中国人自己最早发表的有关报纸的论述见于太平天国军师干王洪仁玕的 《资政新篇》,他在其中提出了较为系统的办报方案,主张 “设新闻馆以收民心公议”。“时客干王幕者多教士,故能见之独早。” (戈公振: 《中国报学史》) 19世纪70年代至20世纪初,随着中国人自办报刊高潮的兴起以及资产阶级改良派和革命派报刊的产生和发展,中国知识分子中的一些有识之士如王韬、郑观应、陈炽、梁启超等,开始对报刊的多种社会功能和报刊业务进行了有益的、初步的探讨,强调了报刊在 “牖新知”、“开风气”、“去塞求通” 以至于 “监督政府”、“向导国民”等方面的作用,并提出了搞好报刊工作的一些基本原则和方法,如梁启超提出的所谓 “校报章之良否” 的四条标准: “一曰宗旨定而高,二曰思想新而正,三曰材料富而当,四曰报事确而速”等。这些见解分别散见于他们论述办报思想的一些专论文章及演说辞和信札中,较具代表性者如王韬的 《论日报渐行于中土》、《论各省会城宜设新报馆》、郑观应的 《盛世危言·日报》、陈炽的 《庸书·报馆》、梁启超的 《论报馆有益于国是》、《本馆第一百册祝辞并论报馆之责任及本馆之经历》、《舆论之母与舆论之仆》、《敬告我同业诸君》 等。进入20世纪以后,随着新闻事业在政治斗争和社会生活中的影响日益扩大以及新闻事业自身的迅速发展,新闻学研究也步入了一个新的阶段。20世纪初,出现了第一批攻读新闻学的留学生,外国的一些新闻学著作陆续翻译出版 (第一本中译本外国新闻著作是1903年出版的日本松本君平的 《新闻学》,西方新闻学的研究成果开始陆续介绍到国内。同时,新闻学研究的领域也有了新的拓展,无论是新闻理论还是新闻业务、新闻史的研究都取得了很大的进步。1918年10月,中国历史上第一个新闻学研究团体——北京大学新闻学研究会宣告成立。从此,新闻学在中国开始被作为一门独立的学科来进行全面而系统的研究。随后,北京、上海等地的一些大学如圣约翰大学、平民大学、燕京大学、复旦大学等相继设立新闻系。中国人自撰的新闻学著作也相继问世,有代表性的是徐宝璜的 《新闻学》、邵飘萍的《实际应用新闻学》 和戈公振的 《中国报学史》。此后,中国的新闻学研究日趋活跃。
由于新闻学的历史较短,加之新闻学与社会政治紧密相关,因此,世所公认的新闻学思想体系很难形成。尽管如此,新闻学的基本理论框架应该说还是已经基本形成了的,一些基本的新闻规律也已得到了中外新闻学术界的一致公认,并在新闻传播实践中发挥着重要的指导作用。
新闻学是一门年轻的科学,但同时也是一门很有前途的科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