蒲伯英着。
原载1921年9月出版的《戏剧》第1卷第5号。作者不赞成一般的商业的营利的戏剧，因为“营业性质的戏院，是园主把演员当猪仔，指着他身上赚钱”。但他主张要提倡职业的戏剧，因为“职业的戏剧，是演员以专精的艺术得生活上的报酬，即以生活上的报酬助长他艺术底专精”。
(转引自洪深《中国新文学大系戏剧集导言》)。
他针对爱美剧提倡者过于强调非职业化的论调，驳斥了反对职业的戏剧的两种说法：不屑以戏剧为职业，不可以戏剧为职业。作者认为，视戏剧为贱业底时代，已经过去了，今天戏剧家在社会上的地位并不算卑污。文章说，戏剧界底空气污浊，不是戏剧本身的原因，不能说戏剧是一种使人品性坠落的职业。如果“不注意选择分子，没有道德的规约，无论做什么职业，也一样是要堕落的，没有什么戏剧不戏剧的区别。”洪深认为，蒲伯英的这种见解，“比较观念地主张爱美剧，是更加切近实际了”(见《中国新文学大系戏剧集导言》)。为了实现这一主张，蒲伯英于1922年11月在北京创办了人艺戏剧专门学校，以提高戏剧艺术、造就戏剧专业人才为宗旨。1923年5月人艺戏剧专门学校举行第一次公演，蒲伯英又在《说明书》中强调：学校培养的学生，将来要以戏剧为职业。“职业应该以相当的供给获相当的报酬，无所用其贪婪，也无所用其谦让。我们从这一次起，以后逐渐一步紧一步，就要走上我们理想的职业的戏剧底路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