扬雄文学成就 :
扬雄（前53～18），字子云。蜀郡成都（今四川成都）人。少时好学，博览多识，酷好辞赋。40岁后，始游京师。大司马王音召为门下史，推荐为待诏。后经蜀人杨庄的引荐，被喜爱辞赋的汉成帝召入宫廷，侍从祭祀游猎，任给事黄门郎。曾与刘歆、桓谭“辩析疑异”（《后汉书·桓谭传》）。他的官职一直很低微，历成、哀、平“三世不徙官”。王莽称帝后，扬雄校书于天禄阁，受他人牵累，投阁几死。后召为大夫。
18世纪《历代帝王圣贤名臣大儒遗像》中的扬雄画像
扬雄一生悉心著述，除辞赋外，又仿《论语》作《法言》，仿《周易》作《太玄》，表述他对社会、政治、哲学等方面的思想，在思想史上有一定价值。另有语言学著作《方言》等。在辞赋方面，他最服膺司马相如，“每作赋，常拟之以为式”(《汉书·扬雄传》)。他的《甘泉》《羽猎》诸赋，就是模拟司马相如《子虚赋》《上林赋》而写的，内容为铺写天子祭祀之隆、苑囿之大、田猎之盛，结尾兼寓讽谏之意。用辞构思，亦华丽壮阔，与司马相如赋相类，所以后世有“扬马”之称。扬雄赋写得比较有特点的是他自述情怀的几篇作品，如《解嘲》《逐贫赋》和《酒箴》等。《解嘲》写他不愿趋炎附势去做官，而自甘淡泊来写他的《太玄》。文中揭露了当时朝廷擅权、倾轧的黑暗局面：“当涂者升青云，失路者委沟渠；旦握权则为卿相，夕失势则为匹夫”；并对庸夫充斥、而奇才异行之士不能见容的状况深表愤慨：“当今县令不请士，郡守不迎师，群卿不揖客，将相不俛眉。言奇者见疑，行殊者得辟。是以欲谈者卷舌而同声，欲步者拟足而投迹。”可见赋中寄寓了作者对社会现实的强烈不满。这篇赋虽受东方朔《答客难》影响，但纵横驰说，辞锋锐利，在思想和艺术上仍表现出它独有的特点。《逐贫赋》是别具一格的小赋，写他惆怅失志，“呼贫与语”，质问贫何以老是跟着他。这篇赋发泄了他在贫困生活中的牢骚，多用四字句，构思新颖，笔调诙谐，却蕴含着一股深沉不平之气。《酒箴》是一篇咏物赋，内容是说水瓶朴质有用，反而易招损害；酒壶昏昏沉沉，倒“常为国器”，主旨也是抒发内心不平的。另外还仿效屈原楚辞，写有《反离骚》《广骚》和《畔牢愁》等作品。《反离骚》为凭吊屈原而作，对诗人遭遇充满同情，但又用老、庄思想指责屈原“弃由、聃之所珍兮，蹠彭咸之所遗”，反映了作者明哲保身的思想，而未能正确地评价屈原。《广骚》《畔牢愁》今仅存篇目。
扬雄所撰《太玄经十卷》书影（中国国家图书馆藏）
扬雄在散文方面也有一定的成就。如《谏不受单于朝书》便是一篇优秀的政论文，笔力劲练，语言朴茂，气势流畅，说理透辟。他的《法言》刻意模仿《论语》，在文学技巧上继承了先秦诸子的一些优点，语约义丰，对唐代古文家发生过积极影响，如韩愈“所敬者，司马迁、扬雄”(柳宗元《答韦珩示韩愈相推以文墨事书》)。此外，他是“连珠体”的创造者，自他之后，继作者甚多。扬雄对辞赋写作有自己的认识，其《答桓谭书》称：“长卿赋不似从人间来，其神化所至邪？大谛能读千赋，则能为之。”（《扬雄集校注》）又对桓谭言：“能读千赋则善赋。”（《新论·道赋篇》）这一方面揭示了当时辞赋作品数量众多的事实，另一方面也体现了扬雄对写好辞赋必须多读赋的观点。扬雄早期以辞赋闻名，晚年对辞赋的看法却有所转变。他评论辞赋创作是欲讽反劝，认为作赋乃是“童子雕虫篆刻”“壮夫不为”。还提出“诗人之赋丽以则，辞人之赋丽以淫”的看法，把楚辞和汉赋的优劣得失区别开来（《法言·吾子》）。扬雄关于赋的评论，对赋的发展和后世对赋的评价有一定影响。扬雄在《法言》中还主张文学应当宗经、征圣，以儒家经书为典范。对于后来刘勰、韩愈的文论，颇有影响。
《扬侍郎集》（明刻本）
扬雄提出“劝”与“讽”孰重孰轻问题，“丽以淫”与“丽以则”的“辞人”与“诗人”异同问题，尤其是辨析“诗人”与“辞人”分野之说，给予南北朝时期的文学批评家刘勰等以深刻的启示。在文体方面，扬雄创为连珠体。《文心雕龙·杂文》：“扬雄覃思文阔，业深综述，碎文璅语，肇为连珠，其辞虽小而明润矣。……自连珠以下，拟者间出。”《玉海》卷五三“艺文”类“汉连珠”有著录。廖蔚卿《论连珠体的形成》《论汉魏六朝连珠体的艺术及其影响》是目前所知收录资料最为详尽，考证最为细密的著作。此外，扬雄所作《九州箴》《二十五官箴》等也影响甚大，后汉多有模仿者，如崔骃、崔瑗等均有类似著作。《文心雕龙·才略》：“子云属意，辞人最深，观其涯度幽远，搜选诡丽，而竭才以钻思，故能理赡而辞坚矣。”又有《元后诔》，见载于《汉书·元后传》，仅四句。
《隋书·经籍志》有《扬雄集》五卷，已散佚。明代张溥辑有《扬侍郎集》，收入《汉魏六朝百三家集》，今人张震泽有《扬雄集校注》，上海古籍出版社1993年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