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七子诗社 :
后七子,是活跃于嘉靖文坛的7位作家,即李攀龙、王世贞、谢榛、徐中行、梁有誉、吴国伦、宗臣的合称。后七子诗社,主要指后七子为主体的文人群体及其结社活动。在后七子诗社基础上,李攀龙等人形成了以文学复古思想为共同宗尚、引领明代第二次文学复古风潮的重要文学流派——后七子复古派。
与前七子诗社的发展过程相似,后七子诗社同样形成于京师,脱胎于一个稳定的文人集团,在雅集结社、文学唱和过程中酝酿而成并发展壮大。依据王世贞《艺苑卮言》的自述和相关成员的事迹,后七子诗社的具体发展过程大致如下:
诗社首创于吴维岳,成员除谢榛外,其他人皆在举进士后加入诗社。吴维岳,字峻伯,号霁寰,嘉靖十七年(1538)进士,二十二年授刑部主事,与袁福徵、李先芳等人结诗社。二十三年,李攀龙举进士;二十六年,王世贞举进士,二人通过李先芳而结识、订交,并于此年加入诗社。同年,谢榛入京,并参与诗社。二十九年,徐中行、梁有誉、宗臣、吴国伦、余曰德、张佳胤六人举进士并且加入诗社,七子诗社及复古派骨干成员齐聚京师。至三十年,诗社及流派结构发生根本变化。此年吴维岳、袁福徵奉命赴江西、广西恤刑,而李先芳已于嘉靖二十七年三月出知新喻县,诗社自然的完成了成员重组。谢榛《四溟诗话》载:“嘉靖壬子春,予游都下,比部李于鳞、王元美、徐子与、梁公实、考功宗子相诸君延入诗社。一日,署中命李画士绘《六子图》。”(卷四)复古派骨干以“六子”的形式初步确定。嘉靖三十二年,谢榛因与李攀龙、王世贞不和,被削名,延吴国伦入社。此年李攀龙出任顺德知府,王世贞成为复古派在京师的盟主。其后余曰德、张佳胤相继加入诗社。嘉靖三十六年,宗臣、徐中行先后赴福建任官。此前李攀龙、吴国伦、王世贞皆已外任离京,梁有誉已卒。后七子的京师结社结束。
嘉靖后期,王世贞等人或乡居或宦游,但结社仍然是推动复古文学思潮发展的主要方式。李攀龙卒后,王世贞成为复古派和嘉靖文坛的真正盟主。钱谦益谓“弇州世家膴仕,主盟文坛,海内望走,如玉帛职贡之会,惟恐后时”(《初学集》卷八十三《题归太仆文集》),描述了王世贞的文学影响力。王世贞《艺苑卮言》自云:“记中年挂冠时,命游屐与诸子周旋。”(卷七)他将诗社盟友系统地归为“二友”即王锡爵、王世懋,“五子”即李攀龙、徐中行、梁有誉、吴国伦、宗臣,“后五子”即余曰德、魏裳、汪道昆、张佳胤、张九一(或汪道昆、吴国伦、余曰德、张佳胤、张九一),“广五子”即俞允文、卢柟、李先芳、吴维岳、欧大任,“续五子”即王道行、石星、黎民表、朱多煃、赵用贤,“末五子”即赵用贤、李维桢、屠隆、魏允中、胡应麟,以及皇甫汸、张凤翼、张献翼、王稚登、瞿汝稷、汪道贯、梅鼎祚等“四十子”,等等。这个多达80余人的交游圈,构成了后七子文学社团及复古派的基本阵营。
后七子诗社演变成后七子诗派,使它与一般的诗酒之社表现出本质的区别。从文学发展史的高度来看,后七子,上承前七子,下启复社、几社,是连接前后两次文学复古运动的中间环节。与此同时,其所引领的复古派又与唐宋派形成双峰并峙、二水分流的局势,双方对立而交叉,争论而互补,从而结束了明初以来单线条、单色调演进的文学时代。此外,它也刺激了后来的公安派的兴起,使明代文学两大思潮——复古思潮与性灵思潮既前后相接,又交错互进。简言之,后七子复古派作为文学史和文学思潮史演进的重要环节及动力,在明代文学整体结构和系统中处于至为关键的地位,而流派的形成以及思潮的展开则借助了诗社的形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