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七子诗社 :
后七子，是活跃于嘉靖文坛的7位作家，即李攀龙、王世贞、谢榛、徐中行、梁有誉、吴国伦、宗臣的合称。后七子诗社，主要指后七子为主体的文人群体及其结社活动。在后七子诗社基础上，李攀龙等人形成了以文学复古思想为共同宗尚、引领明代第二次文学复古风潮的重要文学流派——后七子复古派。
与前七子诗社的发展过程相似，后七子诗社同样形成于京师，脱胎于一个稳定的文人集团，在雅集结社、文学唱和过程中酝酿而成并发展壮大。依据王世贞《艺苑卮言》的自述和相关成员的事迹，后七子诗社的具体发展过程大致如下：
诗社首创于吴维岳，成员除谢榛外，其他人皆在举进士后加入诗社。吴维岳，字峻伯，号霁寰，嘉靖十七年（1538）进士，二十二年授刑部主事，与袁福徵、李先芳等人结诗社。二十三年，李攀龙举进士；二十六年，王世贞举进士，二人通过李先芳而结识、订交，并于此年加入诗社。同年，谢榛入京，并参与诗社。二十九年，徐中行、梁有誉、宗臣、吴国伦、余曰德、张佳胤六人举进士并且加入诗社，七子诗社及复古派骨干成员齐聚京师。至三十年，诗社及流派结构发生根本变化。此年吴维岳、袁福徵奉命赴江西、广西恤刑，而李先芳已于嘉靖二十七年三月出知新喻县，诗社自然的完成了成员重组。谢榛《四溟诗话》载：“嘉靖壬子春，予游都下，比部李于鳞、王元美、徐子与、梁公实、考功宗子相诸君延入诗社。一日，署中命李画士绘《六子图》。”（卷四）复古派骨干以“六子”的形式初步确定。嘉靖三十二年，谢榛因与李攀龙、王世贞不和，被削名，延吴国伦入社。此年李攀龙出任顺德知府，王世贞成为复古派在京师的盟主。其后余曰德、张佳胤相继加入诗社。嘉靖三十六年，宗臣、徐中行先后赴福建任官。此前李攀龙、吴国伦、王世贞皆已外任离京，梁有誉已卒。后七子的京师结社结束。
嘉靖后期，王世贞等人或乡居或宦游，但结社仍然是推动复古文学思潮发展的主要方式。李攀龙卒后，王世贞成为复古派和嘉靖文坛的真正盟主。钱谦益谓“弇州世家膴仕，主盟文坛，海内望走，如玉帛职贡之会，惟恐后时”（《初学集》卷八十三《题归太仆文集》），描述了王世贞的文学影响力。王世贞《艺苑卮言》自云：“记中年挂冠时，命游屐与诸子周旋。”（卷七）他将诗社盟友系统地归为“二友”即王锡爵、王世懋，“五子”即李攀龙、徐中行、梁有誉、吴国伦、宗臣，“后五子”即余曰德、魏裳、汪道昆、张佳胤、张九一（或汪道昆、吴国伦、余曰德、张佳胤、张九一），“广五子”即俞允文、卢柟、李先芳、吴维岳、欧大任，“续五子”即王道行、石星、黎民表、朱多煃、赵用贤，“末五子”即赵用贤、李维桢、屠隆、魏允中、胡应麟，以及皇甫汸、张凤翼、张献翼、王稚登、瞿汝稷、汪道贯、梅鼎祚等“四十子”，等等。这个多达80余人的交游圈，构成了后七子文学社团及复古派的基本阵营。
后七子诗社演变成后七子诗派，使它与一般的诗酒之社表现出本质的区别。从文学发展史的高度来看，后七子，上承前七子，下启复社、几社，是连接前后两次文学复古运动的中间环节。与此同时，其所引领的复古派又与唐宋派形成双峰并峙、二水分流的局势，双方对立而交叉，争论而互补，从而结束了明初以来单线条、单色调演进的文学时代。此外，它也刺激了后来的公安派的兴起，使明代文学两大思潮——复古思潮与性灵思潮既前后相接，又交错互进。简言之，后七子复古派作为文学史和文学思潮史演进的重要环节及动力，在明代文学整体结构和系统中处于至为关键的地位，而流派的形成以及思潮的展开则借助了诗社的形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