谭嗣同(1865～1898)

    谭嗣同(1865～1898) : 　　近代政治家、思想家、诗人。字复生，号壮飞，别署华相众生、东海褰冥氏、通眉生。湖南浏阳人。幼年丧母，遭继母虐待。青少年时代，读书虽颇广博而屡试不第，通剑术，好任侠，遍游西北、东南诸省，怀有济世报国的大志。甲午中日战后,受到极大的刺激,痛感国家民族的危亡日迫，"非守文因旧所能挽回者"（《上欧阳中鹄书》），决然抛弃旧学，探求新学，投身变法活动。一面融贯儒学、佛学和西学知识以及康有为的学说，撰写《仁学》，阐述变法理论；一面在湖南从事于培养实学人才、兴办实业等，以求维新。光绪二十三年(1897)，协助湖南地方当局开设时务学堂。次年初，又与唐才常等在长沙组织南学会，创办《湘报》，宣传新学，推动新政，使湖南富有朝气。七月到京师，任四品卿衔军机章京，参预新政，以为"朝廷毅然变法，国事大有可为"（《致李闰》）。不久，以慈禧太后为首的顽固派发动政变，谭嗣同拒绝出奔，慷慨陈言："我国二百年来未有为民变法流血者，流血请自谭嗣同始！"（《清国殉难六士传》）遂被捕牺牲，为戊戌死难六君子之一。
　　谭嗣同是杰出的爱国志士，近代资产阶级改良主义运动的政治家和思想家。他的《仁学》"别开一种冲决网罗之学"（《致唐才常》）,热情宣扬民主与科学,猛烈抨击封建专制、纲常名教和民族压迫，甚至赞许通过起义、暗杀来推翻君主暴政。全书贯串救亡图存的宗旨，表现了急进的民主思想。其中，有的观点已经具有反清民主革命思想倾向。尽管作者对帝国主义的侵略本质还有模糊认识，对清政府也仍存幻想，在行动上未能超越维新派，但他的急进思想和为国家为改革英勇献身的精神，对后来的革命党人都产生了强烈的影响。
　　谭嗣同留下了近200首诗。其中,大部分是他30岁以前的作品。这些诗作纪游与咏怀相结合，"升峻远览以写忧,浮深纵涉以骋志"(《三十自纪》),常常在游历山川形胜时,抒写其感时伤己的忧愤和济世报国的壮志,如：《武昌夜泊》之预感社会危机:"但忧悬磬室,兵气寓无形。"《出潼关渡河》、《览武汉形势》、《秦岭》之歌咏"高吟击楫"、"远略未因愁病减"、"誓向沙场为鬼雄"的慷慨豪情。《述怀》、《夜坐》和《和仙槎除夕感怀四篇》等咏怀诗，反映了作者从一个追求"翱翔云路"的青年到以天下为己任的志士的成长发展过程。后者写于甲午战争前夕，表现了作者待时而起、澄清天下的强烈愿望和急切心情："无端歌哭因长夜，婪尾阴阳剩此时。有约闻鸡同起舞，灯前转恨漏声迟。"《崆峒》、《邠州》等诗，描摹景物雄奇开阔，同时展现了作者的胸襟与志怀。此外，《六盘山转饟谣》、《罂粟米囊谣》反映了作者对苦难中的人民的关注与同情。谭嗣同前期诗渗透幽挚之思，慷慨之音，既具有强烈的个人抒情色彩，也传达了窒息黑暗、动荡变革的时代信息；或"纡徐愈婉"，或"激出弥劲"（《与唐绂丞书》），交织成幽邃沉雄、激越苍郁的艺术风格。有些作品着意刻画衰颓凄凉的景象，流露了低沉黯淡的情绪，反映了作者思想上的矛盾与苦闷。也有些作品模仿晚唐、六朝诗风。
　　30岁后，谭嗣同转向新学，投身变法运动，这对他的诗歌创作产生了很大的影响。集中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作品的社会性、政治性更为具体、鲜明；二是鼓吹"诗界革命",写作"新学之诗"。前者如《有感一章》表达甲午战后亿万人民无比悲愤的心情："世间无物抵春愁，合向苍冥一哭休。四万万人齐下泪，天涯何处是神州。"《阻风洞庭湖赠李君时敏》痛斥清政府迫害维新党人的罪行，《秦淮河》、《自题山水画扇》、《丁酉金陵杂诗》等揭露和讽刺清政府摧残、出卖祖国的罪行。《狱中题壁》则以"我自横刀向天笑"的诗句，显示了视死如归的气概。后者则同夏曾佑、梁启超所写这类诗一样,"颇喜挦撦新名词以自表异"、"非(佛、孔、耶)经典语不用"（梁启超《饮冰室诗话》）,僻涩难懂，几无诗味,如《金陵听说法》等。对此,谭嗣同曾对人说："尔为诗太奇诞，至不敢以示人。"（《致徐乃昌》）故所作寥寥。这类诗是谭嗣同等人追求思想解放、崇拜"新学"的产物，反映了他们在诗歌中表现新事物、新思想的强烈愿望，企图为传统的诗歌找到一条新出路。与此相一致，在散文方面，谭嗣同也肯定和鼓吹"报章文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