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碑南帖 相映生辉

    北碑南帖 相映生辉 : 清代书坛,各种书体、各种风格争辉斗艳,由于距今较近,留下的书迹也最多。
清代前期,赵、董书法因康熙、乾隆等帝王的喜爱而风靡一时,最终形成毫无艺术生气的以 “乌、方、光” 为特色的 “馆阁体” 书法。
对 “馆阁体” 书法窒息艺术的现象,一些有胆识、有艺术个性的下层文人书法家十分不满,他们纷纷以狂怪独特的艺术进行抗争,最具代表性的是王铎、傅山、郑板桥、金农等。
但总的来说,这是一个帖学大盛的时期。乾隆时,将《淳化阁帖》摹刻上石,以拓本赐近臣,又出内府所藏魏、晋以降历朝书法,刻《三希堂法帖》。此外,还有《快雪时晴帖》 《滋蕙堂墨宝》 《听雨楼法帖》等,为帖学大盛起到了很大的推动作用。
这一时期的书家,以刘墉和翁方纲最为著名。
清代雍正、乾隆年间,文字狱渐盛,许多文人转而留意金石考据之学,两周、秦、汉的金文刻石、南北朝的摩崖、唐朝的碑版墓铭的古朴天真、雄强劲健乃至粗犷的面貌,使看腻了矫柔纤弱、千篇一律的 “馆阁体” 书法的士大夫们耳目一新,于是他们竞相模仿,使碑学大盛而帖学告退,开创了近代书法的崭新面貌。钱坫、桂馥、伊秉绶等,是这一时期的佼佼者,而成就最大的,是邓石如。
清代后期,碑学仍然方兴未艾,而帖学也有很大的势力,形成了北碑南帖交相辉映的局面。同时,碑与帖又相互结合,成为晚清书坛的一大特色。何绍基、赵之谦等的楷书,雄强中又有灵巧蕴藉; 张裕钊、康有为等的行书,流动中又寓方折,富有碑意; 吴熙载、杨沂孙、吴大澂等的篆书,或圆劲秀媚,或方折瘦硬,各擅胜场; 吴昌硕的篆书,更是出入《石鼓文》,古朴凝重。就是较重帖学的翁同龢等,也能自成面目,使清代书法在明代书道衰微之后,出现了一个名家辈出、争奇斗艳的崭新局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