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章如金玉，各有定价

文章如金玉，各有定价：【文章如金玉，各有定价】以金玉共可也。
……出于四情之外，以生起四情：游于四情之中，情无所室。
作者用一致之思，读者各以其情而自得。
故《关店》，兴也，康王晏朝而即为冰鉴；‘讶谟定命，远道辰告’，观也，谢安欣赏而增其遐心。
人情之游也无证。
而各以共情遇，斯所贵于有诗。
”这表明诗歌欣赏中的美感有差异性、丰富性。
这种美感差异性、丰富性的产生，首先是由于诗歌的审美意象具有多义性和不确定性的特点，王夫之《唐诗评选》卷四：“只平叙去，可以广通诸情。
故日，诗无达志。
”正因为“诗尤达志”，诗才集兴、观、群、怨于一炉。
产生美感的差异性的更为重要的原因在读者方面，读者的性格、爱好、生活经验、思想情趣以及具体的市美心境不同，发生共鸣的侧重点就不同，这也就是说艺术欣赏带有一定的主观性，三国曹植《曹子建集》卷八《与杨德祖书》，“人各有好尚：兰菌荪激之芳，众入之所好，而海畔有逐臭之夫；《咸池》、《六茎》之发，众人所共乐，而墨翟有非之之论，岂可同钱?”丁审美活动中带有规律性的道理，正因为这样，才出现“有一千个读者，就有一千个哈姆莱特”的现象，以承认美的客观性为由而否定这种现象的存在是不符合审美实际的，尤其是蕴含丰富的带有多方面审美属性的艺术作品，其欣赏的差异性和丰富性的存在就更为明显。
但以克罗齐，柏格森为代表的西方美学家将这一审美现象推向了极端，以至于主张“趣味无争辨”，将欣赏的主观性过分地夸大了，那是不妥当的。
有相对稳定的价值为喻，说明赏评有其客观的价值标准。
宋苏轼《答毛滂书》：“世间唯名实不可欺。
文章如金玉，各有定价。
先后进相汲引，因其言以信于世，则有之矣。
至其品目高下，盖付之众口，决非一所能抑扬。
轼于黄鲁直、张文潜辈数子，特先识之耳。
好诵其文，盖疑信者相半，久乃自定，翁然称之。
轼岂能为之轻重哉?非独轼如此，虽向之前辈亦不过如此也。
”认为文学作品之所以具有客观的价值标准，就在于它具有艺术真实性，可“害以信于世”，因而不能人云亦云，也由不得个别人对它进行任意的褒贬。
要做到有准确的定评，只有经过认真阅读思考，让时间来检验。
这就强调了文学赏评的客观性。
清袁枚也有类似的论述，他在《随园诗话》卷三中说：“人或问会以本朝诗，谁为第一?余转问其人，《三百篇》以何首为第一?其人不能答。
余晓之日：诗如天生花卉，春兰秋菊，各有一时之秀，不容人为轩轻。
音律风趣，能动人心目者，即为佳诗；无所为第一、第二也。
有因一时偶至而论者，如*不愁明月尽，自有夜珠来”一首，宋居沈上。
……若必专举一人，以覆盖一朝，则牡丹为花王，兰亦为王者之香：人于草木，不能评谁为第一，而况诗乎。
”以天生的花卉为喻，说明好的诗歌有其客观存在的美质，能感动人的就是好诗，不客许人们任意评判其高低优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