廖沫沙(1907－1990)笔名繁星，湖南长沙人。
杂文家。1927年毕业于长沙师范学校，并参加学生运动。
自1932年任《远东日报》编辑起，主要从事革命新闻事业。1949年后担任北京市委行政工作并从事杂文创作。着有《廖沫沙杂文集》、《纸上谈兵录》、《廖沫沙文集》等。廖氏从小就是“书迷”。
他在晚年所撰的《为有源头活水来》一文中，曾总结性地回忆道：“我已年过八十，可说读了一辈子书。我的一生，除开读书以外别无其它嗜好和乐趣。通常在工作和睡眠之外，只要有一点空闲，我就不自觉地找来书、报，读之不已。这个习惯养成得很早，在我八、九岁时就开始找课外书来读……由此养成了我读小说、读历史书的爱好。
”那时候，他放假回家就“埋头于昏暗油灯下，读书至深夜才睡”；也曾发奇想要收录古今中外小说，塞满一房，然后就躺在书房里读。随着年龄的增长，视野的扩大，读书范围也越来越广，诗、词、文、史、哲，都在他涉猎的范围之内。
他毕生视读书为生命的最大乐趣，“只要有空闲，就书不离手”，“每一拿起书，就乐趣无穷”(《读书、文明、社会主义》)。即使身陷囹圄，在昏暗的牢房里，也想尽办法读书，读书成为他在监狱里的一大快事，而且从书中获取力量。读书时喜欢在书的天头地脚上，记下心得体会，“字里行间，圈圈点点。不少地方，划了杠杠”。
(《读书，多读书，读好书》)并把有关的论点、可供参考、需要研究的问题记到笔记本上。他认为这样便于查找；且摘一次，过一次脑子。不懂，没法摘；读懂了，知道要点了，才会摘；为了摘，就必须读懂。并被人称为“摘记读书法”。
此外，廖氏还甚至认定，“人不读书，不能成人”(《读书与文明》)。他曾这样总结自己的读书生涯：“我本来是学文学的，由于工作的需要，不能不扩大读书面”，“我所写的杂文也有很多是我读书的产物，或者就是我的读书笔记”(《为有源头活水来》)，“总而言之，我这一辈子不是读便是写，读了写，写了再读。
读书不但是我的乐趣，也是我求知致用的不尽源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