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刚报

    大刚报 : 抗战以来具有较大影响的报纸。1937年11月9日在河南郑州创刊。为对开日报。在河南时期,它是国民党中央宣传部和国民党将领刘峙出钱合办的报纸。创办人及社长毛健吾,经理王浩山,主笔先后为侯栽萄(后改名侯桐)、毛礼锐,总编辑刘人熙,主要编辑有张兰舟、田涛、赵慧琛(后改名李蕤)、张剑梅、徐景周、何拾零等。在宣传上坚持抗战的态度是坚决的。曾发表赵慧琛所撰《抗战不是算命》一文,对陶希圣在一家大报上发表的《论目前国际新均势》一文中所散布的投降论调严加驳斥。还发表过侯栽萄(中共党员)的星期论文《世界大战前夜》等。次年5月31日,该报停刊迁往豫南。1938年6月8日在河南信阳复刊。改为4开小报。编辑部暂由张兰舟负责;另聘严问天担任编撰,负责撰写社论。销数很少。出至同年9月18日停刊,再南迁湖南。1938年11月1日在湖南衡阳正式复刊。社址珠琳巷。此时官方经费已停拨,该报成为以进步知识分子为主经营的同人报纸。社长毛健吾,主笔严问天,总编辑先后为刘人熙(1941年升任副社长后由王淮冰代理)、杨潮(1942.9—1943.5)、俞颂华(1943.6—1944.6)、叶启芳。编采人员有王淮冰(初任战地记者,后任采访主任)、于友(编撰室主任)、黄明、高旭明(谢德印)、李龙牧、梁中夫、俞励挺、傅白芦、欧阳柏等,多为共产党员和进步报人。1939年1月15日,该报举办义卖献金活动,共卖得5000余元捐献前方,为当时全国报纸义卖献金数的第3位。1940年3月,又发动捐献10万个救急包运动。同年8月10日、15日和10月12日,该报一连3次遭日机轰炸。1941年初起,该报开展捐献大刚报读者号滑翔机运动,并在报上开始设立读者法律顾问专栏、医药顾问专栏和读者信箱等。同年5月,它又正式成立社会服务部。1942年4月15日和10月20日,曾两度出版《大刚晚报》,但时间都很短。同年10月10日,该报开始登载《本报举办首次民意测验》;至11月9日揭晓,共收到读者答案11230多件,在国内为首次。1943年9月起,又每周增出星期增刊一张。同年底至1944年6月,该报又创办敌后航空版,为8开小报,每周出版1次或数次,由在华助战的美国空军带到敌后散发,是中国后方报业专供敌后军民阅读的第一张报纸,为战时中国报业的创举。此外,该报还办有造纸厂、印书馆、大刚书店、“大刚丛书”和《大刚手册》。在宣传方针上坚持抗战,反对投降;并声言“替老百姓说话”,说“老百姓想说而不敢说的话”。社论、通讯、专电是该报的三大主要内容。它重视言论,每天必有一篇社论,也必有一到两则短评;也注重通讯,尤其是战地通讯,所载杜宇(穆欣)的《华北点滴》和唐海的《桂林小简》,很受读者欢迎;1942年后,开始有国际新闻专电,并重金聘用抄收外文电讯的报务员。该报副刊内容平平,只有“青记”学会所主编《新闻记者》双周刊尚有成绩。销数最高达1.5万多份。1944年6月湘桂大撤退,出至6月19日停刊,在衡阳历时5年半。1944年7月10日迁广西柳州复刊。社址在鱼峰山下屏山小学。主要人员有叶启芳、严问天、王淮冰、欧阳柏、黄邦和、李凌冰、李育中等。复刊社论 《我们的信念——本报在柳复刊敬告读者》 说: “在后方,在精神上我们吃了一场不小的败仗。要求当局以壮士断腕的精神,记取活鲜教训,彻底修明政治,稳定经济,支援前方军事。” 后又一连发表 《当前战局检讨》之一直至之八,在详尽解剖战局的同时,指责蒋介石误国殃民。曾刊载特派记者杨统美、张人骅从缅甸寄回的缅甸前线通讯。何家槐主编副刊。7月18日,该报加印报纸300份,托美国空国投送衡阳守军。8月21日起,报纸临时改出4开张。曾与进步文艺团体共同发起大规模 “国旗献金活动”,一日之间所收达739万多元。9月5日停刊,历时仅55天。同年10月15日,该报迁至贵州贵阳复刊。社址在龙井巷江西会馆万寿宫,后迁都市路9号。社长毛健吾,经理王浩山,由王淮冰代总编辑,严问天仍主持笔政,熊佛西、方敬先后主编副刊 《阵地》。复刊之初曾发表毛健吾所写 《实在不能再退了》等文及 《稳战局,安后方》、《为民请命》 等社论。副刊 《阵地》 逐期辟有 “每日漫谈”,曾发表熊佛西的《疏散记》、连载女作家葛琴的 《逃难记》; 年底方敬接编后,1945年4月27、28日曾连续为茅盾五十寿辰出版两期专刊。但在同年3至4月举行的一次民意测验,在4月21日公布测验结果时,却被国民党贵州省党部强行修改答案结果,代国民党 “强奸” 民意,留下了极不光彩的一笔。该报自迁贵阳以后,还不断受到国民党地方当局的警告,如1945年初所载社论 《论民主前途》 (1月)、社论 《解除新兵的痛苦》 (2月) 及 《陪都妇女界呼吁团结民主》 (2.27)等文,每次都得书面警告或严重警告。同年7月,曾就 “还政于民” 问题,与 《贵阳中央日报》 进行过一场论战。日本投降后,又先后发表 《和平团结救中国》 (8.24)、《我们需要和平》 (11.13) 等社论。次年元旦,由于编印了两版反内战增刊,编辑部负责人被扣,报纸被全部没收。2月28日该版被迫停刊。抗战胜利后,1945年11月9日创刊汉口版。社址在交通路40号 (后改1号)。社长王淮冰,经理武止戈,主笔李龙牧,总编辑董祚楷,编辑主任段镇坤,采访室主任余湘,资料室主任梁中夫。副刊 《大江》主编葛琴 (邵荃麟参与编审),连载过茅盾的 《游旅苏记》和译著 《团的儿子》,以及郭沫若的 《路边谈话》等。1946年1月9日又创刊南京版,接受官僚资本 “三行两局” (中国、交通、农民银行,中央信托局、邮政汇储局) 各500万元合计2500万元的投资及18万美元的官价外汇,成立大刚报股份有限公司,由陈立夫、陈果夫分任董事长、监事长,毛健吾任公司总经理兼南京版社长,刘人熙、毛礼锐先后任副社长,严问天任总主笔,陈立夫的秘书祝麟任总编辑,黄邦和任采访主任并代理副总编辑兼代编辑室主任,继由欧阳柏主持编辑室工作,柳嘉禾主编国内新闻,李凌冰主编国际新闻,方蒙主编地方新闻版,张兆科 (鲁歌) 主编地方通讯版,曾秀苍任社长办公室秘书兼编副刊。1946年5月后,进步人士陆续被撤职或撵走,该报逐渐成为国民党CC派控制的舆论工具。1947年4月1日,南京版正式 “易主”,改派张志智、温麟任社长。1948年底停刊,后由部分编辑记者改以 《联合晚报》 的名义出版,次年4月20日共出50天后被下令停刊。1947年7月,该报京汉两版分家协议正式生效,武汉版在社内进步新闻工作者主持下得以发展,声援学生工人的正义斗争,反映人民呼吁和平民主、反对内战独裁的要求。副刊 《大江》 则先后由端木蕻良、曾卓、王采、胡天风等接编。同年该报又举办 《星期》 版,杂文性副刊 《珞珈山》 极尽嘻笑怒骂,其松下客的 “山中人语” 一栏尤为读者所欢迎。1948年初,该报编辑部成立中共地下党小组,并由黎少岑担任主笔。1949年5月16日武汉解放以后,该报由武汉市军管会文教接管部副部长王阑西直接领导。1950年9月1日实行公私合营,正式成立董事会,由中共武汉市委宣传部长李尔重任董事长兼社长,陆天虹、曾卓为副社长。1952年1月1日,该报停刊正式改组为中共武汉市委机关报《新武汉报》,由梁斌任社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