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梯度推移理论

    关于梯度推移理论 : 80年代以来理论界关于中国国内经济、技术梯度推移发展理论展开了争论。夏禹龙、冯之浚在《科学与建议》1982年第8期上发表《梯度理论和区域经济》,认为,中国经济发展不平衡的特点,实际上已经形成了一种技术梯度——有的地区是“先进技术”,有的地区还是“传统技术”。过去的问题是期望一下子全面先进,齐头赶超,甚至用“一平二调”去拉平地区差距。现在我们应改过来,承认历史形成的技术梯度,让一些有条件的地区首先掌握世界先进技术,然后逐步向“中间技术”地带、“传统技术”地带转移。随着经济的发展,通过转移的加速,逐步缩小地区差距。
何钟秀在《论国内技术的梯度转递》(《人民日报》1984年第4期)的文章中指出,目前这种国内技术的梯度转递(转移,传递、协作)主要不是通过产品,而是通过生产中已经得到应用的技术(包括管理技术),来提高后进地区的水平,更快地发展那里的生产。这种转递一般通过五种方式:技术服务、成果转让、补偿贸易、合资经营、联合公司。
1984年6月18日《世界经济导报》上发表内蒙古党委政研室战略组的文章《新技术革命与经济不发达地区的基本对策》,第一次明确提出与梯度推移理论商榷。他们认为,现代的科学技术有三个基本走向。第一是向贸易比较发达的地区转移;第二是向智力资源比较发达、技术水平比较高的地区转移;第三是向自然资源比较丰富的地区转移。而技术梯度推移理论实际上是把现代科技发展中科学技术三个主要走向之一拿出来加以扩展,定义为指导全国性科技发展、经济开发的规律,这显然具有较大的片面性,会阻碍不发达地区的开发建设。他们指出,未来技术引进和经济开发的顺序是由经济发展的需要和可能规律制约,而不是由现在各地区技术和经济发展水平来决定;不发达地区可以依靠其丰富的资源优势,从国际上引入大量资金、技术和人才,使自身的经济技术产生超越性发展,而不必要仅仅或者主要接受转移来的相对比较落后的技术。
周仁贤、康翠萍在《科学管理研究》1985年第3期上发表《论技术的梯度理论与技术市场、转移(流通)规律》认为,科学技术不存在固定不变的地域梯度转移模式。技术的作用往往是双向的和错综复杂的,技术的梯度理论和区域经济之间也没有必然的联系。科学技术是一个非常活跃的因素,技术转移基本上是一个动态的过程。它只遵循竞争原理和“优胜劣汰”的法则。技术转移的方向也不是固定不变的,它随着不同的建设历史时期和建设的战略侧重点等条件而改变。同时,他们又认为,如果不谈何钟秀等提出的具体将国内划分为沿海、内地、边远三级地域梯度,而仅讲技术梯度理论是有道理的,揭示了一定的规律性。他们认为“推移”的概念不确切,而主张用“转移”,包括转递、传递和协作。
还有认为,“梯度推移”和“逆(反)梯度推移”相互并不绝对排斥,而可以同时并存。刘再兴在《地区经济发展的不平衡与梯度推移论》(《内蒙古经济研究》1984年第1、2期)一文中认为,衡量技术推移合理与否的基本依据是:是否有利于发挥各地带的潜在与现实优势,相互补充,相互促进,缩小地带间经济上的差距。因此,应立足于发达地区把经济技术有步骤地向欠发达、不发达地区推进,而在大的推移顺序中,欠发达、不发达地区根据需要和可能,同时从两个方向(国内发达地区和国外)上吸引、利用先进技术,从而在局部地区、局部领域出现“逆(反)梯度推移”。陈家泽在《经济研究》1987年第3期上发表《梯度推移和发展极——增长点理论研究》,认为,“梯度推移理论最大的局限性在于。它的梯级是以行政区人为划分的;这个梯级成平面极块式推移;它忽视了中、西部若干发展极——增长点的作用:对资源的动员和利用以及缩小区域间竞争过程的不平等考虑欠妥,等等。”因此,他认为将发展经济学提出的发展极—增长点与梯度推移结合互补具有合理性,主要表现在:第一,有利于国民经济整体网络的形成;第二,有利于资源动员和有效利用;第三有助于消除区域市场壁垒,促进全国统一市场的形成。王至元、曾新群在《论中国工业布局的区位开发战略》(《经济研究》1988年第1期)中认为,梯度推移理论忽视了现代经济学有关工业布局研究的丰富成果,而把复杂的工业布局简单化为东、中、西三个地带之间的所谓梯度关系,缺乏必要的微观分析基础,也缺乏正确的宏观区域体系分析,从总体上讲,无论作为中国工业现状的实证性描述,还是作为对中国工业发展的规范性指导,梯度理论和梯度开发(推移)战略都是难以成立的。他们认为,中国工业布局应当实行集中与分散相结合的区位开发战略,即现代工业应当首先在若干区位集中优先发展,这些区位依据社会综合效益原则不均匀地分布于全国的各个区域之中;伴随工业化进程,区位数目逐渐增加,同时现代经济逐渐从区位向非区位扩散,并最终全面完成全国经济的工业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