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结合”的创作方法 : 50年代末期,我国文艺界围绕着“革命现实主义和革命浪漫主义相结合”的创作方法开展的一场讨论。1958年3月,毛泽东在一次会议上谈到诗歌创作时,指出内容应该是现实主义和浪漫主义的对立统一。据此,周扬在《新民歌开拓了诗歌的新道路》一文中正式提出了“两结合”的创作方法。文章说:“毛泽东同志提倡我们的文学应当是革命的现实主义和革命的浪漫主义的结合,这是对全部文学历史的经验的科学概括,是根据当前时代的特点和需要而提出来的一项十分正确的主张,应当成为我们全体文艺工作者共同奋斗的方向。”一些诗人以毛泽东诗词和“大跃进”民歌为例证,笔谈“两结合”。紧接着,郭沫若发表《浪漫主义和现实主义》一文,论证浪漫主义和现实主义的结合,是符合文艺的根本规律的,是对文艺规律的“科学总结”。于是文艺界开展了热烈的讨论。这场讨论形式上轰轰烈烈,却都是在肯定与拥护“两结合”的前提下发表意见的,并没有形成真正的争鸣。各种报刊发表的大量讨论文章大多是从文学理论、文学史、现实需要等方面论证“两结合”创作方法的科学性和革命性。1960年,第三次全国文代会正式确定了“两结合”的创作方法,认为它是“最好的创作方法”,取代了原来的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创作方法。“两结合”的创作方法的提出,主要是为了适应和配合“大跃进”的形势。所谓“两结合”,实际上很少谈革命现实主义,只强调革命浪漫主义。同时又用理想、想象和夸张来解释革命浪漫主义,实际上是把当时的狂热、空想和浮夸作风等同于革命浪漫主义。“两结合”的提出和大力宣传,大大助长了文学创作上的浮夸风,创作中回避矛盾、粉饰生活、拔高人物、神化英雄的各种倾向越来越严重,这对后来的文艺创作产生了不良影响。“两结合”的创作方法在理论上并没有什么实质性的进展,在创作实践上也少有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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