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让之(1799—1870)善作四体书，精写意花卉，功力深厚，尤善铁笔治印。
他是邓石如弟子包世臣的学生，而包世臣绝少作印，所以眞正传扬邓石如一派篆刻者，是被称爲邓之再传弟子的吴让之。吴让之写得一手好篆书，较之邓石如更加秀丽婀娜，且吴让之学识当在邓之上，所以秀丽中别有书卷气溢出。
吴让之于印章最膺服邓石如，曾说：“以汉碑入汉印，完白山人开之，所以独有千古。”(吴让之《赵撝叔印谱序》)由于他曾临摹过大量的秦、汉古印，加上又最能体悟邓石如“印从书出”的观点，所以他治印如写，运刀如笔。白文印常常横画略粗于竪画，富于笔意：细朱文印，则尽展其篆书的委婉流畅，并全出于自家篆书风彩、得心应手处，眞正达到了书印合一的境地。
白文印“廷飏私印”、“熙载白牋”，爲吴让之两方自用印。
用刀爽快利落，丝毫没有拖泥带水的啰嗦。二者全用汉印法，而后者则在用刀上将笔画起止处轻刻，形成篆书书法入锋出锋的趣味。
欣赏这两方小小的私印，竟然有如读碑的感觉，正反映了吴让之小中见大的本领。
“梅花东阁竹西亭”、“晏端书印”和“二金蝶堂”三印，则可称爲吴让之风格的代表作。这三方白文印“写”的意味似乎比邓石如更浓，但章法上却似乎没有什么惊人之处，除“二金蝶堂”一印中的“二”字，着意并拢两横，以空出朱地而造成疏密对比外，其余各印中的字都是稳妥的均布。其实这正是他治印的高妙处。
换言之，吴让之淡化了印章中“章法”的形式美，而突出了“写”的笔意美，因此风格愈现鲜明。同时吴让之的刀法也爲这种“写”味服务，观其刀法挺劲，灵动，以冲爲主，以切、披爲辅，线条富有弹性和韧力，所以更出色地增加了笔意之美。
吴让之的朱文印基本上不用汉印法，而效仿墓誌盖和汉碑额法，并吸收了宋、元朱文印的特长，形成自己特殊的细朱文面貌，对晚淸、民国各大家影响甚大。“岑仲陶父秘笈之印”、“足吾所好玩而老焉”、“栖云山馆”、“晚学居士”四方朱文印，可窥其特色。这四方印在章法上随字形自然构成，其间上下、左右揖让照应，利用伸长的“触须”进行穿揷，并相互连结起来，使得全印紧凑而统一。在“岑仲陶父秘笈之印”和“栖云山馆”二印中，我们还能看到线条的起笔落笔处，夸张了装饰的成份，这种装饰的趣味，曾被赵之谦认爲是“巧”的表现。
赵之谦在《书扬州吴让之印稿》中曾批评说：“今让之所刻，一竪一画，必求展势，是厌拙之入而愿巧之出也”。当然我们也看到吴让之手下的巧，给人以婀娜多姿的美，而与一般作手故作搔首弄姿之态是完全不同的。
吴昌硕曾说：“余尝语人学完白，不若取径于让翁。”对他推崇备至。
因此后人学邓派者，大都取法于他，晚淸诸家赵之谦、吴昌硕、黄牧甫等早期都受到他的影响，直到近现代他的印作依旧生命不衰，影响甚爲广大。有《师愼轩印谱》、《吴让之印谱》传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