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介】：
宋·徽宗赵佶书。纸本。行书。35.5×214.6cm。辽宁省博物馆藏。刊于《辽宁博物馆藏历代法书选集》、日本《中国书道全集》(五)。
【赏析】：
徽宗皇帝的瘦金书人所共知，但他的行书却难得爲人见到了。与他的楷、草书相比，行书最不属上乘，但却也别有一番风味。关于《蔡行勅》，历来对其着作权很有些争议，今存《蔡行勅》有一跋，爲南宋淳祐间郑淸之所作，起句云：
“此卷乃□宗皇帝御笔勅一道，盖不允蔡行辞中书省事者”。
“□宗皇帝”，关键的庙号正被后人挖去，这样问题就混淆不淸了。在后世有人认爲是宋太宗作；有人认爲是宋徽宗作，两者相差一百多年。
蔡行其人，遍检《宋史》无着。这也是很可疑的。中书省是宋代核心的权力机构之一，能入省者均是将相大僚，蔡行被召入中书省又辞其事，那么其身份之高自无可置疑，《宋史》却无载。然而这样一来，据蔡行生世以断此帖作者的线索又断了。
勅书不署年月，也没有款书或押书。因此，也难以引爲根据。
卷后有三跋。(一)郑穆跋：
“元祐三年五月廿六日，给事郑穆拜观。”
但《宋史·郑穆传》称：郑穆元祐初召拜国子祭酒……四年拜给事中兼祭酒，则此跋与史不符显有漏洞。(二)黄庭坚跋：
“天生圣人与物自殊……庭坚不暇及，聊誌岁月云。时元祐乙亥五月八日，山谷黄庭坚。”
检史书，元祐无乙亥；乙亥爲绍圣二年，山谷无论如何“聊誌岁月”，也不会把没有的年月誌误的。故山谷跋也靠不住。(三)王袆跋：
“钦惟我太祖圣化普浃，夷夏淸宁……洪武二十二年四月二十六日乌阳王袆记。”
按《明史》，王袆死于洪武六年，不可能再过十六年后起死回生特意来爲此勅作跋，故此跋也不能成立。
三跋旣僞，唯一可靠的郑淸之跋，其书皇帝庙号又被挖掉，给问题的澄淸自然带来困难。后人爲了省事，便有直接沿用的。如明代汪砢玉《珊瑚网》卷三，在录这段题跋时就随意地把被挖上的□格塡上太字；繫于宋太宗笔下。淸人卞永誉《式古堂书画滙考》卷九，也如法炮製将郑淸之跋改成了“此卷乃太宗皇帝御笔勅一道”，也没有说明理由，这实在是一种过于省事的办法。不过，卞永誉已经看出了王袆此跋在年代上的不相符，认爲“其误无疑”，这时总算发现了一些问题。
《蔡行勅》一九六一年文物出版社出版影印本，将之繫于宋徽宗名下，此后，一直沿此称之。从笔势上看，此帖行书确实与徽宗用笔较爲相近；徽宗的其他团扇如“掠水燕翎”一作，用笔瘦劲，时见露锋，线条头尾常细，中部渐粗。此外，在转折笔划中，两者尤其有相近之处。因此，繫于徽宗名下还是有些道理的；至于徽宗草书龙飞蛇动，而行书蔡行勅一些字显得较爲寒俭，这与行书必须结构保持相对稳定的要求有关；徽宗写瘦金书固不妨紧缩结构，一写行书再如此自然难以适应了。
但是，繫于徽宗名下还有一些问题尙未解决。一则徽宗书常有押书“天下一人”作爲署款，此卷无，没有确证；二则宋时勅书之类官方文告未必定出自宸翰，书臣代笔颇多，《蔡行勅》果然是破格亲笔所作?至于徽宗手迹用押而不用御宝，此处“御书之宝”凡四见，也令人颇费猜索。故只能存疑。在没有找到确证之前，权且繫于徽宗名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