乌台诗案 :
宋神宗时，变法派与反变法派以及变法派内部，斗争十分激烈。神宗元丰二年（1079）二月，一直对新法持批评态度的苏轼，由徐州改知湖州，到任后上谢表，中有“知其愚不适时，难以追陪新进；察其老不生事，或能牧养小民”等语。监察御史里行何正臣弹劾苏轼“愚弄朝廷”“妄自尊大”“谤讪讥骂，无所不为”。神宗未予追究。七月二日，御史中丞李定、御史舒亶又弹劾苏轼“肆其愤心，公为诋訾”，甚至“包藏祸心，怨望其上，讪诋谩骂，无复人臣之节”，并缴上苏轼诗稿3卷。于是，神宗命御史台立案推治。八月十八日，苏轼入御史台狱。八月二十日，台谏初勘，苏轼“虚称别无讥讽嘲咏诗赋等应系干涉文字”。直至八月三十日，苏轼始供出“自来与人有诗赋往还人数姓名”。十二月二十六日，狱具，神宗特责苏轼为黄州团练副使，本州安置，不得签书公事。王诜、苏辙、司马光等数10人也因与苏轼关系密切，受到不同程度的惩处。
明刻本《东坡乌台诗案》卷端
尽管作为苏轼主要罪证的《钱塘集》已失传，但宋人朋九万《东坡乌台诗案》、周紫芝《诗谳》和清人张鉴《眉山诗案广证》等，比较完整地记载、保存了乌台诗案的始末。从中可见，《钱塘集》中的多篇诗歌，的确对各项新法进行了讽刺诋毁，有些切中弊端，也有些属于夸大其辞。由于讽刺乃匿名刊印、流行，再兼以谢表怨诽、初勘报上不实，这些都触及了北宋当时相关律敕的底线，极易授人以柄，如“熙宁编敕：诸臣僚不得因上表称谢，妄有诬毁，及文饰己过，委御史台纠奏。”（《宋会要辑稿·仪制七》）“准律，作匿名文字，谤讪朝政及中外臣僚，徒二年。”（朋九万《乌台诗案》）当然，新党李定等兴起此案的动机是非常明显的：打击异己、嵌制舆论。
对于苏轼个人而言，乌台诗案后被贬黄州，使他真切体验到人生的忧患与多难，导致创作生涯中的重大转变。“既而谪居于黄，杜门深居，驰骋翰墨，其文一变，如川之方至。”（苏辙《栾城后集》卷二十二《亡兄子瞻端明墓志铭》 ）“少年下笔已如神，文到黄州更绝尘” “再闰黄州正坐诗，诗因迁谪更瑰琦”（王十朋《王十朋全集》卷二十四《游东坡十一绝》）。同时，乌台诗案也标志着“诗以谲谏”即支持、容忍诗歌干预政治的儒家诗学传统，在复杂险恶的新旧党争中，走向崩溃。从而预示了北宋后期诗歌、言论环境的日益恶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