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马相如 :
蜀郡成都（今四川成都）人。少好读书击剑。景帝时，为武骑常侍。后免官游梁，与邹阳、枚乘等同游，为梁王门客，作《子虚赋》。后数年，梁孝王死，相如归蜀，路过临邛，以琴挑临邛富人卓王孙寡女卓文君，文君私奔相如，同归成都。家贫，后与文君返临邛，以卖酒为生。“令文君当垆，相如身自着犊鼻裈，与保佣杂作，涤器于市中”(司马迁《史记·司马相如列传》)。王孙以为耻，乃分以家僮财物。相如、文君遂归成都，买田宅，为富人。二人故事遂成佳话，为后世文学、艺术创作所取材。武帝读相如《子虚赋》，大为赞赏,因得召见。相如于是赋天子游猎之事，上《子虚上林赋》，或以为《天子游猎赋》，即今所传《子虚赋》与《上林赋》。武帝大喜，任为郎。又作《喻巴蜀檄》。后为中郎将使蜀，作《难蜀父老》。晚年因病免官，家居而卒。
《新刻出像音注司马相如琴心记》（明万历刻本）
司马相如的文学成就主要表现在辞赋上。《子虚赋》和《上林赋》是其代表作品。这两篇赋内容前后衔接，《史记》 将它们视为一篇，称为《天子游猎赋》。《子虚赋》假托楚国子虚在齐国乌有先生面前夸耀楚国云梦之大，楚王畋猎之盛，乌有先生则夸耀齐国土地之广，物类之丰。《上林赋》写亡是公批评子虚和乌有“不务明君臣之义，正诸侯之礼，徒事争于游戏之乐，苑囿之大”(司马迁《史记·司马相如列传》)，又大肆铺陈汉天子上林苑的壮丽及天子游猎的盛举，以压倒齐楚，表明诸侯之事不足道。赋歌颂了大一统中央王朝无可比拟的气魄和声威，但主要部分夸耀帝王的物质享受，渲染贵族宫廷生活的骄奢淫逸。赋末委婉致讽，认为过分奢侈非继嗣创业垂统之道，应该解酒罢猎，与民同乐。正如扬雄所批评的那样，“靡丽之赋，劝百而讽一，犹骋郑卫之声，曲终而奏雅”(班固《汉书》卷五十七)，难以起到讽谏作用。《子虚赋》《上林赋》发展了汉赋铺张的特色。作品以子虚夸楚开始，继以乌有先生夸齐，压倒楚国。最后亡是公以天子上林的巨丽、游猎的壮观，又压倒齐楚。这样层层推进，波澜叠起，形成壮阔的气势。在艺术表现方面，《子虚赋》《上林赋》两赋结体宏大，描写场面雄伟壮观，富有气魄。但终以过分夸奇炫博，内容比较空洞。作品大量运用连词、对偶、排句，极尽渲染，词采富丽。《子虚赋》《上林赋》采用主客问答的形式，确立了“劝百讽一”的赋颂传统，在汉赋发展史上具有极其重要的地位。司马相如还著有《大人赋》《长门赋》《哀秦二世赋》等骚体赋。武帝好神仙，相如遂奏《大人赋》，欲以讽谏，武帝读后大悦，飘飘有凌云之气，似游天地之间意。《长门赋》为武帝陈皇后失宠而作，全篇表现一个失宠的宫人望君不至的复杂心情，刻画细致，抒情性强。此赋当为后人托名，非司马相如之作。
明代仇英于1546年所绘《上林图卷》
在作赋理论上，司马相如提出“合綦组以成文，列锦绣而为质”和“苞括宇宙，总览人物”（葛洪《西京杂记》）的主张，说明他在作赋时比较重视资料的广博、辞采的富丽。其文学创作活动丰富了汉赋的题材和描写方法，使汉赋成为一代鸿文，所以扬雄说：“如孔氏之门用赋也，则贾谊升堂，相如入室矣。”（《法言·吾子》）鲁迅说他“不师故辙，自摅妙才，广博闳丽，卓越汉代”（《汉文学史纲要》）。
《喻巴蜀檄》是他出使西南时为安抚巴蜀百姓而作。《难蜀父老》是一篇辩难文字，借蜀父老为辞，以言通西南夷之理。文章议论风发，说理透彻，刘勰称 “文晓而喻博，有移檄之骨焉”（《文心雕龙·檄移》）。它们对后世政论和告谕文体，也有一定影响。另外还有散文《上书谏猎》和《封禅文》。诗歌则仅存《琴歌》和《郊祀诗》。
四川邛崃文君井琴台
司马相如辞赋，据《汉书·艺文志》著录，共29篇。《隋书·经籍志》有《司马相如集》1卷，已散佚。所写文章，多见《汉书》本传记载。又有文字学著作《凡将篇》，久佚。马国翰《玉函山房辑佚书》有辑录。明人张溥辑有《司马文园集》，收入《汉魏六朝百三家集》。清人严可均《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辑其辞赋、散文凡10余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