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新文学的源流》 :
周作人著。1932年三四月间在辅仁大学的讲演记录稿，同年9月由北平人文书店出版。书凡5讲。第1讲：关于文学之诸问题；第2讲：中国文学的变迁；第3讲：清代文学的反动（上）——八股文；第4讲：清代文学的反动（下）——桐城派古文；第5讲：文学革命运动。
此书以为，一部中国文学史，就是“言志派”文学与“载道派”文学循环往复的历史。明末公安派和竟陵派的言志文学是五四新文学运动的渊源，而八股文和桐城派古文占统治地位的清代文学则是明末文学的反动，也是五四文学革命的原因。胡适的“八不主义”，也即是复活了明末公安派的“独抒性灵，不拘格套”和“信口信腕，皆成律度”的主张；经曾国藩放大范围后的桐城派，其思想观念和文体观念已较为开通，清末又经过严复、林纾诸人介绍西洋科学思想和西洋文学，慢慢便与新要兴起的文学接近起来了，新文学运动的开端实由桐城派中的人物引起来的；梁启超以改良中国政治和中国社会为目的的文学革新运动，也给予文学革命运动以很大的助力。凡是载道的文学，都属于鲁迅所言的“遵命文学”，清代的八股和桐城派古文都是遵命文学；在此意义上，五四新文学和明末文学的根本方向是一致的，两者都是对于遵命文学所起的反动，属于不遵命的革命文学。论及清末的白话和现在的白话、古文与白话，著者认为：清末白话倡导和白话文实践是出自政治方面的需求，只是戊戌政变的余波之一，和后来的白话文没有多大关系；古文和白话并没有严格的界限，因此死活也难分。
对胡适在《白话文学史》中所持的白话文学乃中国文学唯一的目的地，以前的文学也是朝着这个方向走，只因为障碍物太多，直到现在才得走入正轨，而从今以后一定就要这样走下去的观点的“不大赞同”，以及对于20世纪20年代末蓬勃兴起的属于“载道文学”和“遵命文学”的革命文学思潮的疑虑，是持守反载道的“言志”文学观的周作人讲述《中国新文学的源流》的现实语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