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年诗草》 :
作者卞之琳。1942年5月由桂林明日社初版。卞之琳自称《十年诗草》是其30年代诗歌创作的“诗总集”。诗集前有诗人的《题记》，收诗76首，共分4辑：第1辑《音尘集》收录《尺八》《圆宝盒》《寂寞》等诗18首；第2辑《音尘集外》收录《记录》《奈何》《距离的组织》等诗18首；第3辑《装饰集》收录《鱼化石》《泪》《白螺壳》等诗20首；第4辑《慰劳信集》收录诗歌20首。该辑于1940年香港明日社初版单行本，出版时既有序号又有标题，而在《十年诗草》中则删去标题，仅留序号；《附录》中还辑有《尺八夜》《鱼化石后记》《关于圆宝盒》3篇。《十年诗草》中收录的诗篇由卞之琳亲自挑选而成，寄寓了他的诗歌理想，反映了1930～1939年间卞之琳诗风由“情景”到“距离”的过渡以及最终在民族危亡关头对“一切劳苦者”（《给一切劳苦者》）的深切关怀。
卞之琳的早期诗歌创作受到徐志摩、闻一多等后期新月派诗歌的影响，多抒写个人微茫的心境，诗风含蓄、朦胧，充满感伤色彩。这些抒情短诗主要辑录于《音尘集》《音尘集外》中。在这一阶段，诗人以写实的笔法，描摹日常情景，诗中充溢着怀旧的情调，表达了人生漂泊无依的主题。卞之琳这一时期的创作也显露出诗歌的“非个人化”倾向。“非个人化”是英国诗人艾略特（Thomas Stearns Eliot）提出的诗学主张，他指出：“诗不是放纵感情，而是逃避感情，不是表现个性，而是逃避个性。”受此影响，卞之琳试图寻找“客观对应物”以表达主观情思，并通过在诗中设置西方小说中常见的“戏剧性处境”来达到诗人主体的隐匿。这种“非个人化”倾向在1935～1937年间卞之琳的创作中得到了更完整的展现，卞之琳的诗歌自此由情景的写实转向观念的象征。他以意象跳跃和自由联想的手法，将看似并无关联的事物有机地组织在一起。同时，诗人多在平淡的日常生活中发掘诗意，从微小的琐事中感悟人生哲理，显示出诗歌的“智性化”倾向，实现了感性与智性的交融。诗人将目光投向全人类，思考人类在时空中的命运与宇宙万物的运行法则。诗中的抒情主人公也随之模糊并成为具有普遍性意义的抒情主体。
相比卞之琳早期诗作，诗人抗战爆发后所写下的诗篇，一改往日的“狭小”，转而以重大历史事件与时代变迁为着意表现的对象，书写民族危难之时奋起反抗的人民。这种书写主要集中在《慰劳信集》中。《慰劳信集》是卞之琳在1938年至1939年短暂体验过延安生活，领略过延安的革命热情后，诗风发生转变的产物。卞之琳《慰劳信集》中的抒情主体由早期诗歌中“非个人化”的主体转变为生活在集体中的人，诗歌的素材来源也由渗透着形而上思索的日常琐细，转变为抗日斗争中残酷的现实事件与关乎民族危亡的历史真实，早期诗歌中常见的“戏剧性处境”在此一时期的创作中已无迹可寻。然而，与同时代的抗战诗歌不同，卞之琳以抗战为主要表现对象的诗作，仍然注意使用暗示的手法。这种在有限中孕育无限，从小处入手挖掘事物深意的特点，贯穿了卞之琳30年代的诗歌创作。
《十年诗草》显示了卞之琳诗歌的“智性化”特征。卞之琳将哲理思考融入象征性意象之中，在细节中捕捉哲思与趣味。卞之琳的早期诗歌贯穿着一个突出的“沉思者”形象，如《道旁》中的“异乡人”，《水成岩》中的“沉思者”等，诗人正是藉由“沉思者”的沉思，来表现他对于人生及物事变迁的深刻思考。诗人还以具体物象来包蕴哲思，如“鱼化石”“白螺壳”等。“相对”是卞之琳智性思考的核心主题，如在有名的诗作《断章》中，诗人通过你（或我）与人之间的“看”与“被看”，以及包括楼、桥、明月、窗子、梦等意象在内的主客体间的相对关系，揭示了世间万物相互依存、相互关联的哲理。诗篇短小朦胧，而又意蕴深长。此种“相对”又在卞之琳的诗中被引申为时空距离的变换或人事景物的变迁，这与东方哲学尤其是庄子及佛教观念有着深切的关联。另外，卞之琳诗歌语言有一定的反讽意味。
《十年诗草》体现了卞之琳在诗歌创作上对中西诗艺融合的努力。他在不同程度上受到法国象征主义诗人波德莱尔（Charles Pierre Baudelaire）、魏尔伦（Paul Verlaine）、马拉美（Stéphane Mallarmé）、瓦雷里（Paul Valery），以及英国现代诗人叶芝（William Butler Yeats）、T.S.艾略特（Thomas Stearns Eliot），法国小说家普鲁斯特（Marcel Proust）、纪德（AndréGide）等人创作的影响。同时，从中国古代诗歌尤其是晚唐的温庭筠和李商隐、南宋的姜夔等人的诗作中汲取营养。
《十年诗草》中的诗篇还显示了诗人在新诗语言方面所进行的有益探索。诗人多将具象词汇与抽象思想相联结，营造朦胧的诗意，又善于使用文言词汇以构筑古典情景。除以文言入诗外，卞之琳还大量化用日常生活语汇尤其是口语，用以描写日常生活场景，语言生动多变，真切动人。
《十年诗草》卞之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