钱澄之 :
桐城（今属安徽）人。明末诸生。曾在吴江起兵抗清，又因避南明党祸逃亡浙闽。南明唐王时（1645），授漳州府推官；桂王时（1646）授礼部仪制司主事；永历三年（1649）授翰林院庶吉士。及粤变，削发为僧，改名幼光。后还俗归隐故乡，又改名澄之，不再出仕。
钱澄之博学多才，诗文尤负重名，“诗歌古文满天下”（《有怀堂文稿》卷六《田间先生八十寿序》）。论诗强调“诗以道性情”，而这个“性情”，就是“准礼义以为情”，“本诸忠爱孝友以为情”，伦理纲常色彩极为浓厚，以此反驳晚明公安派性灵诗学的流弊。由于饱经沧桑，历尽忧患，其诗反映的生活面比较广阔。《水夫谣》《催粮行》《获稻词》《捉船行》等诗描写农民疾苦，《三吴兵起纪事答友人问》《沙边老人行》等诗反映战争带给人民的灾难，都堪称佳作。《扬州访汪辰初》一诗抒写作者暮年在他乡遇故知，慨叹时事，回忆往昔，颇见真情。
钱澄之所作散文，编集时以《伯夷论》列为篇首，显然寓有故国之思，这种情感也贯穿着后期的诗作，《孤雁篇》《缚虎行》《江程杂感》等篇，写得苍凉沉痛，感怀弥深。他平生最推崇杜甫，作诗也以“诗史”自勉。王夫之推许为“诗体整健”（《永历实录·晏黄二刘列传》）。他提倡作诗要“苦吟”，主张经过“惨淡经营”的锻炼之功而找到“确”“典”“显”“响”的那一个字（《诗说赠魏丹石》），显然有别于公安派的流易。早年学诗从七子派入手，后期多直面人生之作，诗风虽有所变化，但“屡变而不穷。要其流派，深得香山、剑南之神髓而融会之”（朱彝尊《明诗综》卷七十八《钱秉镫》）；“五言似陶公”（沈德潜《明诗别裁集》卷十一），“冲淡深粹，出于自然”（韩菼《田间文集》卷首《田间文集序》）。其诗继承陶渊明、白居易等人的传统而有自己的特点。
钱澄之的古文理论继承了唐宋以来载道传统，他将道与情相联系，说“文也者，载道之器也，即达情之言也”，不过这个情同诗论一样，也在于“君亲伦物之际”（《重刻青箱堂集序》）。他服膺韩愈“陈言务去”（《田间文集》卷十三《毛会侯文序》）之论，提倡由读书、穷理而至于理明气足，然后言之短长声之高下皆宜。其古文熔经铸史，综贯百家，学养深厚，气积势盛，才气骏发，不可控抑，合学人之文、哲人之文与古文家之文为一体，气雄势厚，“非特一扫明季之陋，即清初诸大家，亦鲜有能与抗衡者”（张舜徽《清人文集别录》卷一《田间文集》）。
在学术上，钱澄之也有根底，《田间易学》究极数学，兼求义理；《田间诗学》虽遵小序，然于名物训诂、山川地理尤详。《庄屈合诂》一书，则“以《离骚》寓其幽忧，而以《庄子》寓其解脱”（《四库全书总目》卷一百三十四/子部四十四/杂家类存目十一/杂编《庄屈合诂》），发愤著书之意甚明。
著作有《田间诗集》28卷，《田间文集》30卷，康熙（1662～1722）斟雉堂初刻本，乾隆（1736～1796）时禁毁，宣统二年（1910）重刻。《藏山阁集》诗14卷，文6卷，系崇祯十一年（1638）至顺治八年（1651）期间作品结集，有海盐朱氏本，桐城萧氏本，光绪（1875～1908）龙潭室印本。黄山书社1998年至2006年整理出版《钱澄之全集》，包括《田间易学》《田间诗学》《庄屈合诂》《藏山阁集》《田间诗集》《田间文集》《所知录》等共7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