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巫拉帕

    西巫拉帕 :

生于曼谷的一个职员家庭,卒于中国北京。父亲早亡,童年是和母亲、祖父母一起度过的。小学毕业后曾进入一所少年军事学校,后转入曼谷一所有名的贵族学校贴西林中学,这便是他后来的长篇小说《向前看》中的泰威特·銮沙律书院的原型。

中学期间,西巫拉帕就已显露出文学创作才能。毕业后,到了名作家勾顺·勾莫拉占开办的翻译合作讲习所,白天教泰文,晚上教英文,空余时间学习写作。西巫拉帕这个笔名也是勾顺·勾莫拉占为他起的。在翻译合作讲习所期间,勾顺·勾莫拉占倡导创办了《同人》旬刊,西巫拉帕是该刊的编者和撰稿人之一,后来又担任过一家当时颇有名望的杂志《军事教育与科学普及》的主编助理。1929年,西巫拉帕已是一位有名的作家,他邀请一些志同道合的青年朋友创办了《君子》杂志。该刊受到当时许多知名作家的支持,发行量创造了当时的最高记录。这份杂志存在不到两年,但它却是泰国现代文学史上影响最大的杂志之一,培养了一批像迈阿侬(良恩)、雅考等一批知名作家。君子社也是泰国最早的新文学团体,他们不满于现状,主张变革,反对陈规陋习,要求民主自由,在创作上取得了很大成就。

西巫拉帕早期的主要作品有长篇小说《降服》《人魔》《男子汉》《共存的世界》《结婚》(以上1928年出版)、《爱与恨》(1930)及中短篇小说集《向往》(1928)等。

西巫拉帕的早期作品是和泰国现代文学一起诞生的,因而它也具有当时文学作品的一般特点。从内容上看,这些作品大都是罗曼蒂克式的爱情故事,情节曲折,引人入胜,人物黑白分明,善恶有报,结局多是大团圆。从写作手法上看,注重编织故事却不大注意细节,情节安排多有巧合,有破绽,人物不够真实,不大注意反映社会现实,或多或少仍带有一些洋味儿。

但是西巫拉帕的作品与当时流行的作品相比,尤其是与当时同样享有盛名的贵族出身的作家多迈索和阿卡丹庚等人的作品相比,显然站得更高,思想意义更大。他的作品反对封建的等级观念,主张人人平等,指出区分好人和坏人的标准并不是出身的门第和爵位,而是一个人在社会上的行为。对传统的封建伦理道德提出了挑战,透露出资产阶级改良运动前夜的时代信息。

西巫拉帕一方面塑造了一些具有崇高精神境界的平民知识分子,他们以活在世上就必须做好事为生活宗旨。另一方面则把贵族写成反面人物,对贵族的这种大胆否定在以前是不可想象的。比如《男子汉》中贵族子弟吉里就是一个毫无道德的败类;《降服》中的銮玛赫提生性嫉妒,行为卑鄙;《人魔》中的帕阿里阿迪赛简直是个恶魔。在《降服》中作者就借人物之口直率地说出:“我只跟君子说话,如果诸位是君子的话,那就请把贵族的头衔删去,因为只是贵族并不能证明他是一个好人!”

在泰国的近代文学时期,翻译家、作家出身平民者几乎没有,西巫拉帕等人是平民作家中的第一代。但是并非平民出身就会自然成为攻击封建等级制度的先锋,其实平民出身者在那时大多是对权贵卑躬屈膝的。西巫拉帕写这些作品时,泰国的君主立宪制还未发生,权力掌握在贵族手中,即使在今天的泰国,以与贵族“搭界”而引以为荣者也不乏其人。从这里不难看出西巫拉帕的思想境界和创作勇气。

追求个性解放,主张婚姻、恋爱自由,反对强迫和包办婚姻是西巫拉帕早期爱情小说的另一主题,它表达了当时青年的正当愿望与合理追求,是对旧礼教、旧道德的对抗和反叛。这是西巫拉帕早期作品的思想核心。

然而,西巫拉帕的早期作品也不是尽善尽美的。当时泰国新文学处在萌芽时期,题材相当狭窄。创作上没有明确的指导思想,全凭作家的直觉,因而反映生活、表现社会难免失之肤浅。在写作上只追求情节的曲折和故事的生动,常常忽视对人物性格的刻画,这些不足在西巫拉帕的早期作品中都可以找到。但是正像老作家素帕·西里玛暖在回忆西巫拉帕时说的那样,与同时代作家相比,“不同之处在于,西巫拉帕的作品除了给人以愉悦之外,总是使他的小说具有某种意义。”

《生活的战争》是泰国现实主义文学中诞生最早的一部作品,出版于1932年5月底,距“6·24”政体改变不到一个月的时间。小说以陀思妥耶夫斯基1845年创作的《穷人》为蓝本,情节基本保持原貌,人物有所改动,社会背景换成了泰国,叙述的语言是西巫拉帕自己的,所以说这部小说不是翻译,也不是抄袭(作者指出了出处),而是当时流行的一种移植或再创作。

如果说《生活的战争》只是作者对现实主义的探索的话,那么《画中情思》则是一部真正意义上的现实主义作品,它有着深刻的思想内涵和重大的社会意义,标志着作者已摆脱了前期作品的罗曼蒂克式的才子佳人气,走入了创作的成熟阶段。

1947年7月西巫拉帕作为一名政治学者去澳大利亚考察了两年,在那里他接触和研究了马克思主义学说和社会主义思想,目睹了工人运动,这使他的思想发生了重大变化。1949年2月26日西巫拉帕回到泰国,出版了他和夫人合写的在澳大利亚的考察记《我的见闻》,立刻投身到当时轰轰烈烈开展起来的泰国“文艺为人生,文艺为人民”的进步文学运动中去。

1952年,西巫拉帕以及其他一些进步人士以“在国内外制造动乱”的罪名被銮披汶政府逮捕,1957年2月21日逢佛祖诞辰二千五百周年被大赦释放。在被监禁期间西巫拉帕坚持写作,长篇小说《向前看》的第一部《童年》就是在狱中完成的,此外他还翻译了高尔基的《母亲》的一些章节。1957年应邀访问苏联,参加了十月革命40周年的庆祝活动,回国后写了一本见闻录《到苏联去》。次年应邀访问中国。在访问期间,泰国发生沙立政变,当局进行大逮捕,他的安全受到威胁,不得不在中国避难。在中国期间,他代表泰国作家参加了一些国际作家会议。1974年,这位泰国当代杰出的作家病逝于中国北京。中国人民为他举行了隆重的葬礼,周恩来总理向他献了花圈。

西巫拉帕的后期作品有中篇小说《后会有期》(1950),长篇小说《向前看》的第一部《童年》(1955),第二部《青年》(1957,未完),此外还有短篇小说、报告文学、政论、专题文章、演说和翻译等。这一时期西巫拉帕在短篇小说创作上也取得了很大成就,在文艺理论上也有重要建树。

西巫拉帕后期的作品从创作倾向看,是属于革命现实主义这个范畴的。由于作者掌握了唯物史观,所以他看清了人类历史发展的进程。这就使他的作品从整体上把握住了时代的特点,达到了一个新的高度。虽然由于政治环境的压迫和社会生活本身的限制,国外无产阶级文学的不够成熟以及他本人艺术创作上的匆忙,这些作品在思想内容和艺术形式的结合上还不很完美,比如议论太多,人物形象不够丰满,有些概念化的毛病,但这些作品的诞生对泰国文学界仍有划时代的意义。

由于西巫拉帕对当权者长期采取不合作态度,他的生活也历尽磨难,作品长期被禁,他作为泰国现代文学奠基人的地位得不到确认。但是,1973年10月14日运动却冲开了这道闸门,他的作品被一再翻印,得到了空前的传播。人们称他为英雄,尊他为泰国文化界的“元帅”“泰国文学天空中的王鸟”,可见时间能考验一个人,也能检验一个作家的作品,更能确立一个人在历史上的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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