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国》 :
在泰文版本出现之前，随着中国移民的迁入，三国故事已在泰人的一定范围内流传，并深受喜爱，但因没有蓝本，故事不太完整。曼谷王朝一世王委托当时最负盛名的诗人昭披耶帕康(浑)组成两个班子，一个班子翻译《三国》，一个班子翻译《西汉演义》，由昭披耶帕康总其成。由于当时泰国还没有精通中泰两种文学的翻译家，所以翻译便采取了由精通中文粗通泰文的中国闽南人将其口译成泰文，再由泰人作家写成泰文并加工润色，因此，它是中泰两国作家合作的结晶。
由于《三国》不是用通常的翻译方法译出的，所以它便有了不同于一般翻译作品的特点：第一，它虽然是翻译，却不拘泥于原文。诗词歌赋、议论被删掉，难译的或泰国人难于理解的，或舍弃或做了改变；第二，在翻译方法上追求故事的有趣，而不是忠实于原文，因此意译多于直译；第三，译本大大削减了三国开头和结尾的部分，突出了赤壁之战前后扣人心弦的政治和军事上的斗争，这便浓缩了故事，使情节更加紧凑。因此可以说泰文版的《三国》既是个翻译本，也是个浓缩本，更是一种改作和移植。
曼谷王朝一世王及其身边的诗人、作家之所以选中《三国》等中国历史演义故事来翻译，这和泰国当时的社会需要不无关系。自大城王朝后期起，泰国一直不安宁。吞武里王朝的郑王虽然光复了国家，但内外的麻烦仍然不断。曼谷王朝一世王在位28年，其中只有最后的八年没有打仗，因此，治国安邦成了统治者关心的头等大事。《三国演义》是一部集高雅与通俗于一体的长篇历史小说，有极强的可读性，它广阔地展现了三国之间的联合与斗争，以及一代英雄豪杰的历史命运，书中所展现的政治、军事智慧和谋略足以成为一本形象的政治家和军事家的教科书，这正是泰国统治者所急切需要的。
泰文版《三国》问世以后，立刻受到读者的热烈欢迎。那时虽然还是手抄本，但也流传得极快、极广。泰国有了印刷机以后，1865年法国传教士巴拉雷的印刷厂将其铅印，传播的速度便更快更广了，在几十年的时间里，三国故事便落地生根，和泰国人民的思想文化和生活产生了密切的联系。用“家喻户晓、妇孺皆知”来概括并不为过。现在泰国的中学泰文课本，都选用了《草船借箭》《火烧战船》等精彩段落作为课文。在中国，民间有“老不看《三国》，少不看《水浒》”的说法，而泰国人常开玩笑说“看了《三国》三遍的人，万勿和他接近”，意思是说这样的人鬼点子太多。刘关张成了生死之交的代名词，孔明成了智慧的化身。泰国的走马灯，老百姓叫孔明灯；独轮车被称为孔明车；一种大型淡水鱼被称为孔明鱼……而三国潮剧的流传进一步推动了三国故事的传播。
《三国》成了泰国本民族的文学作品，多数的读者并不在意它是否从翻译而来的，这是多种因素构成的。
《三国》情节生动，故事曲折，人物性格鲜明，非常吸引人。识字的可以读小说，不识字的可以听故事，而且读了书，听了故事还容易记住，这就为它的传播和普及插上了翅膀。
泰国人和中国人在欣赏习惯上有共性，就是喜欢故事。在泰国古典文学作品中诗是压倒一切的主流，而在诗歌中最多的也是叙事诗或称故事诗，或叙述故事的剧本，抒情诗并不发达，散文体的文学作品更不发达。诗当然能叙述故事，但是它的跳跃性、精练性和韵律又会妨碍叙述。特别是细节的描述，所以如果追求情节的曲折、环境和心理的描写、人物性格的刻画，那么，诗远远无法与小说相比。泰国的故事诗又多取材于人们熟知的《本生经》《罗摩衍那》《大史诗》等故事，而且用多种诗体反复去写这些故事，这就降低了其吸引人的程度。《三国》所展示的波澜壮阔的政治斗争和军事斗争，在印度和泰国的文学作品中，都是难于找到的。书中所宣扬的正统思想、爱民如子的思想、忠奸分明、人的气节、人与人之间的义气以及知恩必报等行为准则和道德标准，与泰人的道德观既有区别，又有联系，也易于为泰人所接受。这样一部作品出现在泰国读者面前，可以说别开生面。
昭披耶帕康主持下的《三国》译本对于这部作品的普及和传播是功不可没的。在忠实原文和照顾泰国读者的欣赏习惯二者之间，译者选择了后者。由于泰文的整理者多为名家，语言造诣较高。不必拘泥于原文，行文便易于流畅。《三国演义》原文对泰文也有影响，使得译文简捷、明快、比喻特别生动，而且带有一种特殊的中国韵味，这种语言风格，被人们称做三国文体。
《三国》在读者中影响巨大，很多恃才的文人也都想一试身手，近200年来，陆续出现了不少“三国新作”和新的译本。比如克立·巴莫不满于“三国”褒刘贬曹，因而写了一本褒曹的“三国”，书名称《永恒的宰相——曹操》或称《资本家版三国》。著名通俗文学作家雅可写了《乞丐版三国》；乃温惠写了《咖啡馆版三国》；銮探玛皮莫用格仑素帕诗体写了三国中《吕布戏貂蝉》的故事；常怀重译“三国”，取名《三国战略》等等。这些作品大都是“戏作”，其价值无法与原作相提并论。常怀的重译本比较忠实原文，但也缺少了文采和味道。就其影响说来，还没有一本能与昭披耶帕康的版本媲美。
《三国》翻译的成功，造成了泰国读者的“三国热”，“三国热”又引发了翻译中国历史演义故事的热潮。除三世王时期官方的翻译班子把精力放在翻译梵文、巴利文《三藏经》之外，从一世王到六世王的100多年间，有36部中国历史演义故事被译成了泰文，从而又引发了持续不断的中国文学热。
中国历史演义故事的热潮自曼谷王朝初期掀起，断断续续持续到20世纪20年代，当时的报纸不登中国历史演义故事就会影响销路，后来由于西方文学的影响增大才渐渐退潮。到了60～70年代，泰国又兴起了中国武侠小说热，并延续至今。
《三国》以及中国历史演义故事的翻译对泰国文学的发展产生了重大影响。中国文学进入泰国，在思想、内容、艺术表现手法上都给泰国文学吹进了新风，弥补了印度文学欠缺的营养，比如大诗人顺吞蒲所写的叙事长诗《帕阿派玛尼》在性格的塑造、战斗场面的构思等方面，就明显受到中国历史传奇小说的影响。
中国文学的翻译不但促进了泰国古典文学的繁荣，而且为泰国文学吸纳西方文学准备了自身的条件。印度文学影响泰国的主要的形式是诗，即使在印度以散文形式出现的故事，传到泰国依然是以诗或诗剧的形式出现的。在泰国的古代文学中还找不到有杰出艺术成就的散文作品。从某种意义上也可以说，诗抑制了散文的发展。《三国》和其他中国历史小说、演义故事不同于《拉马坚》和《伊瑙》的移植，它首先是文字的翻译，这就为散文担当大任开辟了道路，为小说登上文学历史舞台创造了条件。没有散文文学的发展，近代文学和现代文学是无法到来的。从一世王到六世王中国文学作品的翻译最伟大的历史功绩正在这里。
中国古典小说和历史演义故事对泰国后世作家的影响也是明显的，从内容、语言到表现方法都是如此。雅可八卷本的《盖世英雄》，乌萨·堪佩的《昆吞》，迈·芒登的《大将军》和克立·巴莫的《慈禧太后》等畅销通俗小说，都或多或少受到《三国》和其他中国古典小说和历史演义故事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