萧乾(1910－ )原名萧秉乾。
蒙族，北京人。着名记者、作家和翻译家。少年时即崇尚读书，但家境贫寒，以半工半读形式读书，时辍时续。曾醉心于《济公传》、《东周列国志》、《小五义》等演义小说。
16岁入北新书局当练习生，接触到鲁迅、冰心、刘半农、钱玄同、周作人等文化名人，并得到了借读门市部陈列新书的机会，“我个人的读书史就是那时开始的”。后来得到杨振声先生指导，“他不但教我认真地读了鲁迅、郁达夫、蒋光慈、沈从文、茅盾、叶绍钧的书，也把托尔斯泰、罗曼·罗兰、屠格涅夫等介绍给我”(《关于书》)。30年代初，在燕京大学读书时常常到燕京、清华大学图书馆和北京图书馆看书。并喜访书于北平东安市场、隆福寺和琉璃厂的书摊书肆。当时对其影响最大的是华林的《新英雄主义》一书，“这是一本用热情的笔调鼓动弱者魄力的书，我曾把公寓的房门倒锁上，流着泪，通夜反复地读”(《我并非有意选择文学》)。1935年，大学毕业后即开始其“报人”生涯。曾主编天津、上海及香港《大公报》文艺副刊，并写旅行通讯，一度收集了足足一箱的当时作家的签名本，后毁于战火。1939年后负笈剑桥，常埋首于大学图书馆，并买书于剑桥中心广场的“大卫书摊”。
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又成了“欧洲战场上唯一的中国记者”。1949年由香港回到北京，历任英文月刊《人民中国》、《文艺报》副总编辑等。现任中央文史馆馆长。着译甚多。有小说《梦之谷》、随笔《这十年》和《萧乾选集》等。藏书屡集屡失，“最后一次浩劫，当然是1966年的‘红八月’。从那以后，我对藏书再也打不起兴致了。现在，我只求让书能尽量派上用途”(《关于书》)。
他说，“拿起一本书，我喜欢先看序跋，主要是为了预先知道作者的意图”。他还把自己的读书分成甲乙丙丁戊己六类。
“甲类是业务上需要的，必得有目的有系统地去读”(《漫谈种种——读书》)。40年代在剑桥读英国心理派小说的几套全集，“我几乎是逐页仔细阅读的”。
“乙类是为了欣赏观摩而阅读的”。如古华、宗璞的小说，姜德明、贾平凹的散文。丙类是放在厕所里读的一些闲书，30年代“我就是这么读完张资平的小说的”。
丁类是放在枕畔的，如“湖南出的那套《走向世界丛书》(尤其爱看钟叔河为每本书写的序言)和一些游记”以及读书札记、曲艺等书。
戊类大多是“版式很小的书”，“每逢去医院或去车站接人，我必带上一本”。己类“纯然是为了查找用的。特别是工具书，像中外百科全书”。他于读书情趣多有体会，他说：“一本真正被我爱上的书”，如屠格涅夫的《猎人笔记》和都德的《小东西》，“都曾使我神往过，同它们有心心相印之感”。
而“在特殊境遇中读的书，就会形成一种特殊感情。他好像跟我共过一段患难”。如今萧氏虽无意藏书，但“他的家处处都是书，连走道的墙壁上也用木板钉了一个双层书架，有点‘悬空寺’的味道”，至于写作间则“乱”中有“雅”、“雅”中有“乱”，不仅“书柜高耸，书多成林”，而且“写字台上有个简易书架，有杂志，有书，更多的是往来的信函”(如水《萧乾的书房》)。这里正是近年来编写其数十万字着述的到其晚年才拥有的“书房”。
参见 书评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