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闻摄影作品的题材 : (一)题材与主题的关系
一定题材的思想容量有一定的限度,因而不同的题材在思想容量上就存在着大小、深浅之分。这是因为,作为画面题材来源的社会现实生活本身,它的不同侧面的社会意义是不相等的,它们与生活本质、时代精神、历史主流的联系有广狭、深浅的差别。如前所述,社会历史进程中的重大事件,常常更集中、更充分的体现出社会现实生活的本质特征及其发展趋势,因而就有可能从中发掘和表现出更深广、更具有社会意义的主题。这就是新闻摄影在采摄实践中与作品评选中提倡与重视拍摄重大的事件性与突发性新闻的主要原因。
当前,我国新闻摄影报道的主要内容是反映改革。在题材上应着重报道人人都关心的党和国家的工作重点,反映现实中旋涡性的矛盾,而且要抓 “主旋涡”,以深化报道,形成 “主流新闻”。改革中主要矛盾,是决定我们国家社会主义命运的 “主流”,也是新闻摄影主攻的 “难点” 和 “热点”。我们要以 “第一个吃螃蟹” 的精神深入采访,花足够的精力与时间,调查研究,抓住各条战线改革中的各种主要矛盾,搞出有分量的摄影报道,既促进改革与建设,又为历史保留其真相。
另一方面,题材对作品主题思想内容的限制和制约又是有限的、相对的,不是绝对的。这是因为题材体现思想容量的客观可能性不等于作品实际存在的具体的思想内容,其间需要经过作者的认识、发掘和表现。事实表明,同一题材,由于作者认识方面的差异或发掘深度的不同和表现能力的高低,可以产生出不同水平的作品。试举一例: 1979年1月,北京某一单位举办了三中全会以后的首次服装展览,香港 《大公报》 于1月13日与14日先后刊登了这一展览的两幅照片: 一幅是新华社记者拍摄的全景,另一幅是美联社记者拍摄的特写镜头——几位年轻姑娘正探身观赏着一件旗袍,说明这样写道: “在中国大陆,自从‘文化大革命’ 以来,旗袍一直被禁绝,该店展出的旗袍为非卖品。” 前者就显得一般化; 后者却形象地表达了人们爱美、求美心理的复苏。又如,一般拍交通事故,多为血淋淋的画面,以资见证和警示。但有一幅照片却从另一角度拍出这样的画面:大卡车压死一位母亲,作者从对面只摄了一只车轮,下面有尸体的阴影,但见不到血,她漂亮的女儿在对面跪着大哭。一个幸福的家庭就让一次车祸给毁了。这样,就使照片富有人情味,既不惨不忍睹,又能给人以更惊心的警示。因此,不能持“题材决定论”,认为题材决定一切,只要选择了重大题材就一定可以表现出重大的主题。重大的题材如果发掘不深、表现不力,就显得平庸,同样不能使作品具有深刻的主题思想。同时,从宏观而言,在新闻摄影采摄过程中,在所面临的题材中,重大性的、突发性的、事件性的毕竟是少量的;社会生活中大量存在的却是“小题材”,如日常生活新闻、街头巷尾新闻。对于这些“小题材”,我们只要发掘得深,表现得力,同样可以通过生活的细小侧面,显示重要的社会意义,从而在一定程度上表现出比较深刻的主题。由此可见,提倡拍摄重大题材与主张摄影题材多样化是统一的。全部问题就在于,摄影记者如何努力和善于从自身接触到的各种题材中,尽可能发掘出更广的社会意义,使主题深化,反映和表现出时代的某些本质方面。
(二) 题材的发掘与开拓
特定的主题思想总是通过特定的题材表达出来的。在新闻摄影实践中,题材的发掘与开拓就显得格外的至关重要,它直接关系着新闻照片信息量的广度与思想内容的深度。关于如何发掘和开拓新闻摄影题材,这里着重提出以下三点。
1.关于灾难性题材的正面导向
纵观“荷赛”三十多年的获奖照片可以看出:凡具有世界影响和历史意义的重大新闻事件,在获奖照片中几乎都有所反映。特别是第一类突发性现场新闻照片,全以无法预料的突然发生的重大政治、军事事件和自然灾害为题材。历届“年度照片” (我们称之为“最佳照片”)也都是授予表现当年世界上所发生的重大新闻事件为题材的现场照片。“荷赛”评选规则对“最佳照片”作了明确规定: “本奖是授予这样一位摄影家,他比本年度参赛的其他记者更能以特有的洞察力,如实地暴露,并用高超的摄影手段来反映一个重大事件,重大形势和环境的本质。这幅照片要根据图片的新闻价值,并根据作者的富有创造性的洞察力来评选。”
必须指出的是,“荷赛”历届获奖照片所反映的当年世界上重大事件,都是以灾难性题材居多。历年的最佳照片,除了1958年度的《落汤鸡》 (足球队员在倾盆大雨中仍然坚持不下球场,苏联斯坦尼斯拉夫·特里巴摄)外,都是灾难性题材;其他有关获奖作品中,灾难性题材也占据了三分之二左右。如何看待这一新闻现象?
西方记者公开宣称: “新闻都是坏事,好事就不是新闻”,这无疑失之偏颇;但是,我们如果透过恶性题材的表层,就不难透视到一种值得我们思索的新闻价值观,那就是“荷赛”中的重大新闻,其价值取向主要是指举世瞩目的全人类普遍关注的严重的社会问题。战争与暴力,天灾与人祸,是当今这个世界的一个本质方面的自我呈现,是严酷的客观存在,注视并记录这些为人类造成的痛苦,使新闻照片成为人与自然以及人自身悲剧性矛盾冲突的瞬间的感性折光,就牵动着亿万个读者的心灵。因为在目前,世界上大多数的人,还不能逃脱各种灾难的袭击。因此,真实地揭示当今人类面临各种灾难的真相,用极富情感的新闻形象扣击人心,让人们对现实有个清醒的认识,从而有所警觉,有所思索,比把这些灾难真相隐讳起来,更能激发人们的良知,而有益于世界的和平与进步。问题不在于灾难性题材的本身,而在于它的导向。荷兰世界新闻摄影比赛基金会负责人在北京的一次讲话中指出:“我们每个人,在一生中都可能被一、两幅照片所打动。我们的影展中也有很多表现死和绝望的东西,但是请大家注意,这些摄影大师们是想通过这些照片,来揭示人类热爱和平的本性。他们拍战争是反对战争,拍绝望是让更多的人产生希望。”这种反面题材的正面导向,就是灾难性事件成为世界性的重大新闻的价值基础;换言之,“荷赛”评选标准中的重大新闻,是以全人类普遍关注的程度作为内在价值尺度的。
这种新闻价值观,对于我们在选材时树立“全球意识”具有启发作用。马克思说过:“‘价值’这个普通概念是从人们对待满足他需要的外界物的关系中产生的。”(《马克思全集》 19卷406,)因此,以读者的共同兴趣作为衡量新闻价值的核心,是符合新闻传播规律的。从这个意义上说,重大新闻就是公众所关注问题的最热门的新闻。战争与暴力,天灾与人祸,既然与全人类的生存与生命攸攸相关,他们就必然给予最大的关注。另一方面,随着人类社会的信息化,世界各国在对外日益开放的情况下,其经济和社会生活格局都在迅速的国际化,各国之间的相互关系也就日趋紧密,以致把全世界“缩小”成为一个“地球村”,人类历史正迅速经历着“向世界历史转变的过程”(马克思语)。在此大趋势下,人们对新闻的需求势必就越来越突破狭隘的国家界限和政治界限; 这一主观需求和客观趋向无疑将进一步制约着新闻价值的取向,更加突出了全人类普遍关注的程度这一内在尺度。这就要求我们的摄影记者尽快树立“全球意识”,意识到自己是世界人民的眼睛,担负着记载人类视觉传记的历史使命,理应立足本国,放眼世界。有资料表明,美联社所发的新闻图片中,国外新闻要占百分之六十以上。
缺乏全球意识,视野狭窄,正是我国新闻摄影在国际赛坛上竞争力不强的主要原因之一。在36届“荷赛” 中,我国参赛人数近百位,结果仍然是全军覆没。介此,新华社记者走访了 “荷赛” 评委会主席梅斯。这位评委会主席指出: 你们中国选送的照片所反映的内容过分 “内向”,不太容易被世界所了解。要考虑其题材能够被任何时代、任何文化背景下的观众都能接受。这就给予我们这样一个启示: 凡对外发布或参赛的作品,应选择那些各国人民普遍关注的具有世界影响的重大新闻事件、重要新闻人物,普遍存在的社会问题或者能引起其他国家读者兴趣的知识性趣味性强的珍闻、趣闻、奇闻等作为题材; 而那些只有中国读者能够看懂,只对中国现实有针对性的题材,则属纯粹的国内口径的题材。1988年3月,《大众日报》 摄影记者钱捍获得1987年度全国十佳摄影记者称号后,在自我反思中就明确意识到: “与世界新闻摄影相比,我的差距在于缺少全球意识,对人类的命运、处境、情感关注不够,照片缺乏历史感,少有直接打动人心的力量。” 这一自我醒悟,使他日后的作品与国外优秀的作品的差距逐步缩小。他所拍摄的组照 《山里人的生活》 中的 《山里的孩子》,成了大陆向32届 “荷赛” 参赛的六百余幅作品中唯一收入 “年鉴” 的一幅照片。
“荷赛”恶性题材照片所反映的天灾人祸,不是个人偶然因素所致,而是 “历史的必然要求与这个要求的实际上不可能实现” (恩格斯语) 之间的悲剧冲突,是历史趋向与现实存在之间不可调和不可避免的巨大矛盾冲突的撞击,是人生有价值的东西的毁灭,因而在客观上就构成了悲剧美,具有悲剧美感效应,能够给人强烈的道德震撼和精神震撼,从而具有净化人们心灵和启迪人们心智的作用。而炽热的人道主义精神就是这种悲剧美的思想支柱。西方摄影记者自称的信条就是: “不论是环境、政治、战争,我们都很重视反映人在这些事件中是怎样受到影响的。在报道中,我们总是站在那些处于不利地位、受到歧视的人的一边,为他们向世界、向社会呼吁,这就是参与意识。” 人道主义的基本核心是尊重人的价值,尊重人的尊严,关心人,把人放在高于一切的位置。这种人道主义深深地积淀于悲剧题材照片的作者的主观意识之中,是他们从事采摄活动的精神动力和价值取向。因而,善与恶、人性与兽性、人道与非人道、正义与非正义,就经常成为他们对新闻事件进行主观评判和客观报道的思考基点,成为他们照片中悲剧矛盾冲突的对立两极,从而将不人道的行径形象地公诸于世,以唤起社会公正舆论的谴责。美国埃迪·亚当斯拍摄的 《枪毙越共》,就在促使美国公众开始反对侵越战争方面起了推动作用,从而获得了1968年度 “荷赛”最佳照片奖。
“荷赛”悲剧性照片还有另一个很重要的特色,即人道主义在他们的画面上不是表现为一般的对弱者的同情和怜悯,也不是旨在直接提倡某种表层意义上的人道观念,如文明礼貌、舍己助人等等; 而是更为深层地表现对人的价值的尊重,对整个人类命运的关注和沉思。法国雷兰克·福尼尔拍摄的 《奥玛伊拉的痛苦》 (1985年度 “荷赛” 最佳照片),反映的是哥伦比亚鲁伊斯火山大灾难,作者用特写的手法,用逼近了、大渲染的方式,把死亡两万多人的这场灭顶之灾中典型的 “一点”放大给你看,让你实实在在地认识和了解这个普普通通,命运却极为悲惨的12岁小女孩,她被泥石流浸泡了60个小时,终因没有得到及时的抢救和抢救设备不足而停止了呼吸。当你面对面凝望着奥玛伊拉那善良、纯真但又完全没有办法摆脱悲剧命运的眼神时,就会感到这个悲剧形象所意味的不仅仅是一个小女孩的痛苦,它同时也是整个人类对这种超常的巨大自然力量不能抵御,因而对自我命运不能完全驾驭的缩影。在这样的照片中,新闻的具体情节感下降了,而对人的价值进行思考的超越感却上升了。一种俯瞰人类、体察人生、体验生命的大视野,使这种照片闪烁着深邃的光彩。
又如,1984年底,美国联合碳化物公司在印度博帕尔市开办的一家农药厂发生了一起震惊世界的毒气渗漏事件,致使2500人丧生,3000人濒临死亡,约有10万人终生致残。孟买29岁的摄影师帕布劳·巴塞洛缪拍下了大量揭露这场空前大灾难的照片,可他自认为 《印度博帕尔大灾难》 这幅照片才称得上是这场大灾难的象征。画面是一片废墟上突兀着一个夭折的骷髅似的小孩人头,这是人类生命受到意外摧残的悲剧象征。这幅佳作以形象的凝聚力和冲击力而震撼着人心,获得了“荷赛”1984年度最佳照片。
“荷赛”灾难性题材的照片作者,并不持有明确的阶级意识。他们只是从人道主义的角度来观照社会各个阶层的人,各种社会政治力量的争斗角逐,各样新闻事态;但是由于他们从丰富的人性出发,从人的社会性出发,以尊重客观新闻事实入手,所摄照片常常自然地客观地或隐或现地潜含着阶级内容,从而在这个层次上具有一定的认识价值。诚然,这种认识价值不能不带上历史的阶级的局限。
2.关于日常生活新闻
从宏观而言,在新闻摄影采摄过程中,在所面临的题材中,重大的突发性的、事件性的毕竟是少量的;社会生活中大量存在的却是形形色色的“小题材”。这样,日常生活中渐进性、非事件性的新闻,就为我们提供了最广阔、最自由、最丰富的表现空间。
西方驻我国记者,历来就注重通过日常生活街头巷尾的新闻来报道中国普通人的生活与社会面貌。诸如天安门广场上放风筝的小孩;清晨提着鸟笼沿河边散步的老人;各种遮阳帽成了中国女青年的时髦品;上海街头提菜篮的老人阅读美国报纸;北京第一家个体西餐馆开业;美国电影《超人》的广告画出现在拉萨街头;北京街头一幅国产自动洗衣机的巨幅广告下,坐着一个手工补鞋的个体户,等等。这些照片犹如一幅幅社会风情画,既与普通人日常生活息息相关,具有浓厚的生活气息和强烈的人情味;又能侧面地反映出社会动向、时代风貌以及人民的精神状态,从而使广大读者感到分外贴近,容易引起他们的关注和思想情感上的共鸣。
长期以来,我们还不大善于从日常生活中开拓题材,发掘新闻,总以为这类市井琐闻缺乏思想性和指导性。这种陈旧、狭隘的观念,大大束缚了我们的视野,拉开了我们和读者的距离。我们报道辐射面因而狭窄,题材不多样化;我们的新闻内容构成因而刻板、单调,对读者缺乏亲近感和吸引力。因此,从日常生活中发掘新闻,是开拓新闻摄影题材,革新新闻摄影内容构成的一个重要方面。
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国新闻摄影战线上,出现了一些有思想、有探索精神、有创造性的年青摄影记者,他们在抓事件性的重大新闻同时,着力从日常生活中经营非事件性的新闻,并取得了令人注目的成就。例如新华社记者李晓果1988年11月拍摄的《人间自有真情在》 (组照),题材是金华检破烂的张洪斌夫妇收养了二十多个弃儿。对于这一日常生活题材,如果仅仅一般地反映这一特殊家庭的生活状况,赞扬几句张洪斌夫妇,或指责几句弃孩父母,均使报道失之肤浅。作者却从这一平凡题材中发掘提炼出“不屈于贫困的爱心”这一主题思想,组照侧重形象地表现出张洪斌夫妇对弃儿的质朴情感,以及他们一家在困苦中所显示的情感凝聚力和顽强的生命力。这对生活在日益丰富的现代文明中的人们,必将产生强烈的心灵震动,使广大读者在钦佩之余反省自己。又如《中国妇女报》记者陈炼一1987年11月拍摄的《走吧,到广场去》组照,画面是老年人在广场上尽兴跳迪斯科。作者对这一十分常见的题材,没有表层地停留在我国老年人在改革大潮中,冲破了封建传统意识的罗网,大胆地走向广场跳舞健身,只是给人以利弊感;而是深层地提出了一个有哲理性的耐人寻思的社会问题:老年人,特别是老年妇女的烦恼与欢乐,他们在改革大潮中的位置以及自身的价值如何实现。诚如作者在结论性的说明中所写的那样:
平等,友善,自由自在,也许这就是昆明一个普通广场的魅力。没有人会因为你过去的职业,现在的装束、姿态嘲笑你、歧视你。人们生理的、心理的差异在这里消逝着。这里可以让你忘记(哪怕只是几个小时)你希望忘记的事情,找到理解、信任和友谊。在这个广场上你会相信:世界还需要你。如果你有些遗憾,遗憾这样的时刻少了点,那么走吧,明天,后天,请再到广场去……
摄影记者在努力捕捉突发性的事件性的镜头同时,也要善于从日常生活中发掘开拓报道题材,以小见大,把群众普遍关心的非事件性的小题材置于社会大背景之下,把它们与改革开放的大浪潮联系起来,使它们成为人们观察、了解现实生活的“窗口”。因此,从这个意义上说,作为一个摄影记者,追求题材的大小并不是最终目的;目的在于追求新闻性。只要我们抓住了日常生活中与群众息息相关的最新事态和普遍问题,以此为中介,从历史的全局的高度,把群众日常生活与改革开放贯串起来,反映社会问题的凡人小事同样具有新闻性。
3.关于事新性新闻
当代人们的生活频率高、节奏快,在紧张的工作之余,需要一种必要的缓冲和协调,需要幽默和轻松; 另一方面,随着人们视野兴趣的扩大和视野欲望的增强,对自然界宏观和微观的新奇景象的兴趣有增无减,而摄影器材的现代化,又为用照片反映这些新奇景象提供了越来越精良可靠的物质手段。这种以题材自身情趣性或新奇性取胜的照片,显然不是以 “时新” 见长,而是以画面的情趣性与新奇性给人以幽默感、新鲜感、轻松感; 这是一种别具魅力以 “事新”取胜的新闻性。我们在新闻摄影采摄实践中,注重这类愉悦性、知识性的新闻照片,有意识地捕捉生活中人们无意显现的幽默瞬间和自然界随机出现的奇观异景,无疑就可拓宽题材的报道面。1984年元宵节前夕,在北京的街头巷尾,人们争相购买元宵,新华社记者来到西单十字路口的一个元宵摊抓拍这一热闹的节日情景。这时一对外国人走了过来,女士用英语对售货员说: “我买一个,只买一个。” 边说边伸出一个指头比划着,售货员以为她买一斤,便递给她一袋。这位 “老外” 忙说: “不,我只要一个。” 就在这一刹那,记者抓到了一张人们过去从未看到过的新闻照片。该照片在 《中国日报》、《北京日报》 等报纸的显著地位刊登以后,引起人们的兴趣。北京一位女青年在公共汽车上对她的同事说: “喂,今天 《北京日报》上的一张照片你看到了吗? ‘老外’ 买元宵只买一个,真有意思!”可惜,在我们的新闻照片中像这样有生活情趣的照片太少了。人们的需求是多方面的,人们都想从新闻报道中找到感兴趣的东西; 只要是有益的知识,是健康的趣味,就应该提倡和传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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