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外历史上的军歌军乐

    中外历史上的军歌军乐 : 历次战争证明,威武雄壮的军歌有鼓舞士气、振奋精神、增强战斗力的作用。我们的祖先早在公元前8世纪就对此有深刻的认识并予以运用。首先将音乐运用于战争的是周武王姬发。周武王伐纣时,亲自制作了威武雄壮的《巴渝之曲》,教士兵歌唱。周的军队高唱这只进行曲取得了战争的胜利。春秋战国时管仲随齐桓公出征。长途行军使士卒疲劳不堪,速度缓慢。管仲遂作《上山歌》、《下山歌》,让他们歌唱。士卒们精神振作,轻松自如,先前的疲劳一扫而光,行军速度加快。齐桓公问管仲这是什么原因,管仲回答:“人劳其形疲其神志,悦其心则忘其身。”桓公听后感叹地说:“原来力可歌取也。”桓公的话道出了音乐所能起到的军事宣传的巨大作用。
古代的斯巴达人被敌人围困,希望雅典人出兵援救。雅典人派出一只眼并跛足的教师前往,斯巴达人困惑不解。雅典教师来到斯巴达人军营,并不过问战争之事,只是日夜教斯巴达人唱军歌。到临近作战时,教师领唱,斯巴达人随之齐声高唱,勇气倍增,锐不可挡,杀得敌人丢盔弃甲,纷纷溃逃,斯巴达人大获全胜。在气势昂扬、振奋精神的歌曲长期浸润下,甚至能培养起整个地区人民勇敢好斗的风气。北齐人刘昼在其《新论》中说:“楚越之俗好勇,则有赴汤蹈火之歌”,“故能使其众蒙矢石、赴汤火,视死如归”。梁启超曾把国家的富强与音乐联系在一起。他把近代中国的积弱积贫归之于中国人缺乏尚武精神,而缺乏尚武精神的原因之一即是音乐靡靡、不能使人振作。
与歌唱一样,乐器的演奏同样能起到鼓舞士气的作用。南北朝时北魏人田僧超最爱吹《壮士歌》、《项羽吟》这类曲调。据说他的笳声能使懦夫成勇、剑客思奋。北魏名将崔延伯很赏识他,总是将他带在身边。每当临阵作战,崔延伯就令田僧超吹《壮士歌》,将士闻歌无不踊跃,崔延伯则单骑冲入敌阵,旁若无人,勇冠三军,每战必克。田僧超的笳起到了现代战争中冲锋号的作用。一次两军对垒时,敌人让神射手将其射杀。失去了田僧超,崔延伯顿失昔日之勇,军队的斗志受到挫折。此后,崔延伯中流箭身亡,整支军队从此溃散。
在战争中,音乐还能稳定军心,迷惑敌人。唐玄宗时,吐蕃攻破瓜州,守将王君蕃战死。张守珪继任瓜州刺死,兵燹后的瓜州残破不堪,张守珪率领军民加紧修复城墙。城墙尚未修复,吐蕃大军突然兵临城下,城中人相顾失色,无心防守。张守珪对众人说:“彼众我寡,又创痍之后,不可以矢石相持,须以权道制之也。”于是在城楼上置酒作乐,管弦齐鸣。悠扬婉转的乐曲使吐蕃将领起了疑心,认为城中已有准备,遂不战而退。张守珪又纵兵追击,吐蕃人更加惊慌,争相逃命,溃不成军。在军事抗争中,音乐具有深刻的感染力,既可鼓舞自己一方的斗志,也可销蚀敌方的斗志。晋人刘琨任并州刺史时,曾被胡骑围困。夜晚,刘琨乘着月色登上城楼吹箫,箫声凄恻忧郁,胡人闻之凄然长叹,心无斗志。夜半时,刘琨又吹起胡笳,胡人听到自己熟悉的乐曲,无不痛哭失声,人人都想念故土。刘琨再三吹奏,胡人终于无法忍受,自动离去。北魏时,河间王元琛把刘琨的方法在战争中重复了一次,取得了同样的效果。元琛为秦州刺史时,羌人叛反,屡次征讨都无成效。元琛有个善吹篪的婢女叫朝云,元琛令朝云装扮成贫妪,前往羌营乞讨。绵绵的忧思尽从朝云的篪中飘出,羌人听了涕泪涟涟,相互说:“何谓弃坟井,在山谷为寇也?”于是全部归降。小小的一管篪竟制服了一支如狼似虎的军队,人们赞扬朝云说:“快马健儿,不如老妪吹篪。”
在战争中用音乐瓦解敌军,起到不战而胜的作用,最著名的事例是“四面楚歌”。楚汉相争最后一役,项羽被围困于垓下,刘邦让士兵大唱楚地歌谣,项羽闻而大惊,说:“汉皆已得楚乎?是何楚人之多也?”楚军斗志于是瓦解怠尽。千余年后,明成祖朱棣在与建文帝争地位的“靖难之役”中又演出了一场“四面吴歌”。当时朱棣围攻易州西水寨,久攻不下。西水寨士兵多为南方人,天寒衣单,困守孤寨,士兵无不动思乡之情。一个月夜,朱棣令士兵从四面八方唱起吴歌。寨中士兵听到凄凉的乡歌,纷纷落泪,继而争相出寨投降,寨子便不攻自破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