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民族史诗”是“五四”以后的《诗经》研究者受西方诗歌理论的影响而对《诗经》内容进行的新的分类。
生前并没有见过《诗经》德文译本的黑格尔却武断地认为“中国人却没有民族史诗”(《美学》)，于是，中国的许多学者受其影响也认为中国没有史诗。不过，“五四”以来，愈来愈多的学者认为《诗经》中有史诗，其观点虽略有出入，但一致认为《诗经》中至少存在五篇史诗：即《大雅》中的《生民》、《公刘》、《绵》、《皇矣》、《大明》。它们具备了史诗的基本特征：1．它们产生在野蛮和文明交替时期，是艺术发展的不发达阶段的产物。2．它们运用记叙的方法讲述故事情节，塑造鲜明生动的形象。
3．它们具备了马克思提出的史诗的三个“必要条件”：歌谣、传说和神话(参见赵洪林《中国古代史诗考索》，刊于《社会科学战线》1984年2期)其实，“史诗”原本是个很宽泛的概念。黑格尔将诗歌分为史诗、抒情诗和戏剧体诗，几乎将史诗等同于叙事诗，他认为“史诗的任务就是把这种事迹叙述得完整。史诗就是按照本来的客观形状去描述客观事物。与史诗相对立的是抒情诗。
”(《美学》三册下)黑格尔将箴铭、格言、教科书称为雏形史诗，他甚至认为：“民歌的内容有一部分是史诗的，而表现方式却大半是抒情诗的，所以既可以属于史诗，也可以属于抒情诗。”(同前》既然“内容有一部分是史诗的”民歌，尚且“可以属于史诗”，那么，用记叙的方式，叙述周民族历史的《生民》诸诗还不能称为“史诗”吗?若从比较宽泛的意义上说，《诗经》中的史诗并不止于这五篇，像《大雅·文王》与《商颂》中的一些诗篇也都具有史诗性质。《生民》等五篇史诗本是用来歌颂祖先的祭歌，故也称为祭祖诗。周人歌颂后稷、公刘、太王、王季、文王、武王的辉煌功业，记录了周民族自母系氏族社会后期至灭商建国这一段历史时期的历史。
《生民》是一篇带有神话色彩的诗篇，它叙述了周始祖后稷的诞生和发明农业、定居邰地、开创祭祀的历史。人们根据诗中所写姜嫄无夫而孕的神话，推测这篇史诗记叙的历史大致相当于母系氏族社会向父系社会过渡时期。《公刘》记述了周人酋长公刘率领周人自邰迁至豳地，初步定居并发展农业的开国历史，周人这次大的迁徙产生于夏末商初，是周人“进入原始社会解体和开始阶级分化的阶段。”《绵》写古公亶父率周人自豳迁至岐山之南的周原，营建政治机构，创业兴国，以及文王姬昌的开国历史。
《皇矣》首先歌颂文王之祖太王、其伯太伯、其父王季的美德，然后重点叙述文王伐密、伐崇，克敌致胜的历史。《大明》记叙周文王、武王从开国到灭商的历史。
《皇矣》、《大明》分别写周人不断壮大乃至灭商的经过。若将周民族史诗与荷马史诗进行比较，会发现它们在本质上是相同的，同是运用歌谣的形式记述关于本民族的神话与传说，但它们在作者、功用、表演方式、流传过程以及所反映出的思想内容、民族精神等方面都存在着差异：周民族史诗出于周王朝巫、史、乐官之手，是用于祭祀朝会的配乐演唱的乐歌，荷马史诗出于民间行吟诗人，是用于娱乐消遣的说唱朗读的韵文；周民族史诗一经创作出来就几成定本，成为王朝御用的庄严神圣的祭祖乐歌，不得轻意改动，而荷马史诗在民间靠口耳相传，在漫长的流传过程中行吟诗人可以随意增删润饰。
这些差异影响了史诗的结构规模和艺术风格，使得“荷马史诗文学性多而史实性少，西周史诗史实性多而文学性少。”不同的文化背景又使得“从荷马史诗中可以看到以战争去征服，因而崇尚英雄主义，从西周史诗中可以看到以农业求自足，故而推尊勤劳精神。”“荷马史诗表现了人与自然的对立，向命运的抗争，西周史诗表现了人与自然的相安，对命运的满足。”(邓乔彬《从荷马史诗与西周史诗谈中西文学》，刊于《华东师范大学学报》1986年6期)周民族史诗不仅具有很高的历史价值，还具有很高的哲学价值，反映出周人天命观的发展变化，周人重视人类自身的道德修养，已不像殷人那样对上帝无条件的绝对的崇拜和依赖，这在中国思想史上是一个划时代的飞跃。
周民族史诗还具有很高的文学价值，它们已从篇幅短小、内容单纯的抒情诗发展为篇幅宏大、内容丰富的叙事诗，代表了公元前11世纪中国诗歌创作的最高成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