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艺自由问题的论争

    文艺自由问题的论争 : 30年代中国现代文坛上的一场文学论争。1931年底,《文化评论》创刊号发表社评《真理之檄》和胡秋原的《阿狗文艺论》,以“自由的知识分子”的姿态,在批判国民党的“民族主义文学”的同时,也批评了无产阶级文学运动。这些文章受到批驳后,胡秋原又于1932年4、5月先后发表《勿侵略文艺》、《钱杏邨理论之清算与民族文学理论之批评》等文。他反复宣传文艺“至死也是自由的”,“艺术不是宣传”,反对“政见与文艺结婚”,宣传资产阶级文艺自由论。从这年1月起,瞿秋白、冯雪峰等在《文艺新闻》上发表《“自由人”的文化运动》、《致<文艺新闻>的一封信》等文。指出他们企图以“自由的智识阶级”的名义,同无产阶级争夺文化的领导权;文艺自由论的实质,是反对文艺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冯雪峰指出胡秋原是“公开地向普洛文学运动进攻。”7月,自称“第三种人”的苏汶(杜衡)在《现代》杂志上发表《关于<文新>与胡秋原的文艺论辩》一文,支持胡秋原的观点。他认为左翼文坛的那些马克思主义者“只看目前的需要”,“不会再要真理,再要文艺了”,“终于,文学不再是文学了,变为连环图画之类;而作者也不再是作者了,变为煽动家之类。”针对这些言论,瞿秋白发表《文学的自由和文学家的不自由》,周扬发表《到底是谁不要真理,不要文艺?》,加以驳斥。苏汶又发表《“第三种人”的出路》、《论文学上的干涉主义》等文,继续申述自己的观点,并把革命的政治和艺术的真实对立起来。接着鲁迅发表《论“第三种人”》等文,周扬、冯雪峰等也相继撰文,把论争引向深入。论争自1931年底开始,主要发生在1932年,延续到1933年,主要集中在作家的阶级性、文艺与政治的关系、无产阶级作家与小资产阶级作家的关系、文艺的大众化等问题上。论争的焦点是:作家可能不可能脱离阶级?文艺可能不可能离开政治而自由?瞿秋白认为,在阶级社会里,文艺做“政治的‘留声机’”是不可能避免的,“问题是在于做哪一个阶级的‘留声机’,并且做得巧妙不巧妙。”周扬则强调了无产阶级的阶级性、党派性与客观真理是一致的。鲁迅指出作家不自由的真正原因,是当时许多作家到处受着反动派的迫害,许多刊物受着摧残。论争进入高潮时,中共中央机关报《斗争》发表了歌特(张闻天)的《文艺战线上的关门主义》,着重批评了关门主义倾向,提出正确对待“革命的小资产阶级的文学家”,以“实现广泛的革命的统一战线。”接着冯雪峰发表了《并非浪费的论争》和《关于“第三种文学”的倾向与理论》,态度有些变化。前者针对胡秋原,后者针对苏汶,着重批判了他们的理论,指出它“含着很大的反无产阶级的、反革命的性质”,并给他们指明了出路,期待他们改变“对于政治的现在的那种态度,抛弃鄙弃群众的观念,改正对于文艺理论的一些错误的理解。”同时承认左翼文坛“首先就得克服自己的宗派性。”这反映出左翼文艺界团结小资产阶级作家的愿望和要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