隋唐官印传世极少。《隋唐以来官印集成》等印谱中见有“广纳戍印”、“观阳县印”两印，皆朱文，印面约5cm见方，印边和印文笔划同粗细。唐代官印有“鷄林道经略使之印”，“归顺州印”、“东安县印”、“涪娑县之印，，“金山县印”等，一九七三年，在新疆吐鲁番阿斯塔那古墓群出土的文书上钤留有“安西都护府之印”、“蒲昌县之印”“高昌县之印”等六方唐代印蜕。均爲阳文，5cm见方，用朱泥钤印。同年又在新疆吉木萨尔县唐代北庭大都护府故城出土唐代铜质的“蒲类州之印”、一九七五年在甘肃省临潭县大古战之牛头城古城堡废墟上，发现陶质明器官印“蒲州之印”，朱文篆体，印面爲5cm半见方。
隋唐官私印形体变大，字多爲朱文，这是由于实用条件的变化所致。汉以前的印章多用于封检，使封泥字迹醒目，故印文多刻成阴文，印在泥封上则成阳文，淸晰可见。汉代发明了纸以后，书写材料遂由纸代替了竹木简，东晋以后，文书改用纸帛，印章开始用印色钤印在纸帛上。在纸帛上钤印，白文不如朱文淸楚醒目，因之，隋唐以后，官私印多改爲朱文阳刻。由于纸帛使用广、面积大，小小的朱色印钤在上面很不协调美观，因之隋唐以后的官印之印面也较汉魏时放大了许多。
隋唐官私印文字书体爲小篆，结构与行笔均较爲自由、朴拙，另有风格。不像汉魏时代那样方正与排满、转折角度非常分明；也不像宋元以后官印那样屈曲呆板的“九叠文”，而是较爲自然，其边粗细与印文基本等同，因此显得谐调统一。其中有的印文结体略嫌松散，用笔也有未尽美之处。如“广纳戍印”、“涪娑县之印”“金山县印”等印中可见之。尤其是两印中“系”旁中上部相接两圆圈，过大过圆而显得有空洞之感，与周围其他字的结体也不够协调。究其原因，这与当时製作者的审美观与製作工艺有关。第一，从印文的布置与结构看，製印者的篆书水平较低；第二，唐代有的官印印文不是翻铸而成，而是以小铜条按字形弯绕镶嵌而成，遇有枝蔓笔画，则用短条焊接上去。(沙孟海《印学史》称此种爲“蟠条印”。)由于用铜条蟠绕的文字不易排得很匀称，因此有可能出现上述松散而不够完美的情况。
隋唐时代私印传世极少。但从流传下来的字帖、写经等纸绢上尙可见到朱迹或墨迹的钤印。如《法帖》上刻有“贞观”二字朱文连珠印，这是后世鑒藏印的开始。后来唐玄宗也首“开元”二字长方印。明甘旸《集古印谱》卷五后列唐、宋以后的室名、别号印，其中有“端居室”三字白文印，下注：“玉印、鼻钮、唐李泌端居室，斋堂馆阁印始于此。”
在甘肃敦煌石室藏唐写经上，如《大般若波罗蜜经》卷第二百六十经尾盖有“报恩寺藏经印”，另在中唐写经《法华经玄讚》上钤有“瓜沙州大经印”。
在文献上记述的有唐时窦臮撰的《述书赋》中《印记》一节，《赋》中记有东晋僕射周顗的“古小雌文”(即白文)鑒藏印，有唐太平公主武氏家“三藐毋·”玉印，魏王泰“益”印、“万言方寸”印，窦永“轨飞”、“出出出出”二印，张怀瓌“张氏永保”印，刘绎“彭城侯书画印”，李泌“邺侯图书刻章”，其后张彦远撰《历代名画记》卷三中有《叙古今公私印记》，其中除记《述书赋》中所记之外，更增记有王涯“永存珍祕”，马总“马氏图书”等，惜绝大多数未能见眞迹，仅录此存照，待来日而能有发现，以补其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