秧歌剧运动

    秧歌剧运动 :

秧歌原本是流行于中国北方农村地区，表现民众日常生活及其男女情感趣味的一种民间歌舞。早在抗战初期的陕甘宁边区，就已经出现了一些由民间艺人编写的新编秧歌剧作品。它们清新活泼、通俗易懂，能够深入民间并为民众所喜闻乐见；反映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斗争内容及其思想主题，宣传抗战救亡的方针政策及新民主主义文化理念等。1942年延安文艺座谈会的召开，文艺为工农兵服务的指导方针确立之后，延安作家转变以往的文艺立场及其审美趣味，向民间艺术及其“民族化”与“大众化”的形式学习，探索及创造富有时代气息的群众性“新型广场歌舞剧”艺术。

1942年春节前后，由周扬等直接领导的鲁迅艺术学院秧歌队，在安波、李波和王大化等文艺工作者的精心组织及准备下，开始分别在延安的打麦场及各机关学校等场所演出了他们编写的秧歌剧《拥军花鼓》等剧作。不仅受到了普通民众的热烈欢迎及好评，而且得到了毛泽东等中央首长艺术上的充分肯定。鲁迅艺术学院秧歌队的这种被誉为从“小鲁艺”走向“大鲁艺”的艺术实践，不仅使新秧歌剧的编写演出活动及在社会大众的文化生活中产生了广泛影响，同时也将延安及陕甘宁边区的秧歌剧运动推向了一个新的发展阶段。

1943年春节延安的秧歌演出活动及其大批新编秧歌剧的涌现，成为“最受欢迎”的群众喜欢的艺术形式。与此同时，随着秧歌剧运动的展开及其在延安文艺界所引起的热切关注，萧三、艾思奇、周立波等人也先后在《解放日报》等报刊发表论文，分别从多个角度及层面对秧歌剧运动进行了理论阐述及艺术评判。指出并肯定秧歌剧的编演活动，但也对秧歌剧编写中存在的问题及不足，提出了具体的批评及建设性意见。

1944年春节前后先后涌现出了近300多部秧歌剧作品，并波及到华北、内蒙、中原等敌后根据地及“国统区”等地区，秧歌剧运动及其发展达到的新高潮。这个阶段的秧歌剧除了在叙事内容方面，更多地注入“革命”与“生产”等政治意识形态主题外，又在艺术形式上开始由“小型化”走向“大型化”，出现了诸如《血泪仇》《王秀鸾》和《惯匪周子山》等情节曲折及人物众多的大型秧歌剧作品。这种变化和演进既适应了表现更复杂的社会生活及其历史内容的要求，也为后来的“新歌剧”创作及其艺术实践，在作家队伍及艺术经验等方面准备了条件。

1944年8月至年底，陕甘宁边区文教筹委会、西北局文委及延安市文教会等部门团体，分别召开推动秧歌戏剧工作座谈会，组织文艺工作者分头下乡，提出“乡下秧歌”的口号来推动秧歌剧运动的群众化，从而使秧歌剧运动真正在延安文艺发展历史上书写下新的一页，直接促进并催生出《白毛女》等“新歌剧”作品，并对中国现代文艺的历史发展及当代中国的文艺趋向、审美趣味产生了多方面的深远影响。

1943年鲁迅艺术学院在延安广场为群众演出秧歌剧

秧歌剧《赵富贵自新》在延安演出剧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