朗诵诗运动 :
20世纪30年代前期，中国诗歌会首次倡导，将朗诵纳入诗歌大众化的追求，任钧将朗诵的功用概括为“直接的感动性”“大众的普及性”“集团的鼓动性”。由于条件的限制，当时未能付诸实践。
1937年9月，汉口的《文艺》和《大公报·战线》先后发表锡金诗作《胡阿毛》、高兰诗作《向八百壮士致敬礼》等，掀起了创作朗诵诗的热潮。11月，《时调》创刊号刊出冯乃超的《诗歌的宣言》，提出要“让诗歌的触手伸到街头，伸到穷乡”，“用活的语言作民族解放的歌唱”，这成为朗诵诗运动的“宣言”。诗朗诵节目受到广大青年群众的欢迎。高兰出版专集《朗诵诗集》《我们的祭礼》《我的家在黑龙江》《哭亡女苏菲》等，感情激昂，语言流畅，饱含着诗人对战争、对敌人、对人间种种不平的愤怒。艾青的朗诵诗《反侵略》，风格朴素清新，充满高昂的热情。
武汉失陷后，朗诵诗运动一度在重庆出现。 “文协”组织一部分诗人、音乐家和戏剧工作者，举办诗歌朗诵会，组成诗歌朗诵队。此外，还有战歌社中国诗坛社组织的各种诗歌朗诵会。光未然、徐迟等是运动的推动者。光未然的《屈原》寄寓着对黑暗现实的强烈反抗。总之，朗诵诗创作和诗歌朗诵实践产生了强烈反响，引发了关于朗诵诗运动的理论探讨。
20世纪40年代的朗诵诗探讨主要从两个向度展开：①延续20世纪30年代中国诗歌会的思路。将朗诵诗运动作为诗歌大众化的一种方式，凸显其面向大众、宣传抗战的功能。②探讨朗诵对新诗创作的影响，尤其是在语言、形式上起到的塑造作用，其中不乏对朗诵诗特性与不足的深刻洞见。此外，还有从技术角度对诗歌朗诵原理分析的著述。
朗诵诗运动对宣传抗战、激发民众抗日热情和诗歌的口语化、大众化起了积极的推动作用；对诗歌的形式主义倾向进行反抗，也尝试建立一种符合人民要求的大众化诗歌。但它着重于诗的语言和表现形式问题，多数朗诵诗歌流于无节制的感情宣泄和空洞的喊叫；同时，受众以城市知识分子和小市民为主，而非工农大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