写情小说 :
中国近代出现的以描写两性交往为对象，以其情感波澜为叙事焦点，表现近代青年男女情感经历、婚恋生活，进而凸显社会变迁的一批中长篇小说。写情小说包括风格各异的不同写情小说支派，如狭邪小说、倡门小说、哀情小说、社会言情小说等，具有很长的时间范畴，从晚清、民初延续到1949年。
近代写情小说的代表作主要有：狭邪小说代表作为韩邦庆《海上花列传》、魏秀仁《花月痕》、陈森《品花宝鉴》、俞达《青楼梦》、张春帆《九尾龟》等；倡门小说代表作为何海鸣《老琴师》、毕倚虹《人间地狱》、周天籁《亭子间嫂嫂》、包天笑《倡门之病》等；哀情小说代表作为徐枕亚《玉梨魂》、吴双热《孽冤镜》和李定夷《霣玉怨》；社会言情小说代表作为李涵秋《广陵潮》、刘云若《旧巷斜阳》、包天笑《烟篷》、张恨水《金粉世家》和《啼笑因缘》、秦瘦鸥《秋海棠》等。
近代写情小说流派的形成，深受中外小说传统的影响。中国写情小说发展到近代，出现符霖《禽海石》、吴趼人《恨海》等小说，《禽海石》侧重表现孟子倡导的礼教思想对青年人感情的桎梏，凸显情感悲剧的内部原因；《恨海》聚焦社会动荡对青年爱情的摧残，彰显情感悲剧的外部压力。它们建构了个人情感与时代风云相交织的叙事模式。同时，以苏曼殊《断鸿零雁记》为代表的小说，则把主人公出身之不幸作为悲剧根源，揉进精神深处情感追求与宗教戒律的冲突，深化了悲剧内蕴，开启了哀情小说的言情模式。无论是时代悲剧，还是宗教与情感冲突的悲剧，均强化了写情小说的悲剧色彩。而林纾的翻译小说如《巴黎茶花女遗事》等引入的西方情爱理念，在悲剧之中揉进理想人格和自我牺牲精神，成为近代写情小说的又一传统。
近代写情小说在不同阶段以不同的流派呈现。晚清主要是狭邪小说，民初有倡门小说、哀情小说和社会言情小说，后两种小说也被纳入鸳鸯蝴蝶派。在中国写情小说史上，唐宋传奇大多回到特定历史氛围中，演绎超越俗世的奇异故事，渲染历史幽情或侠士豪情；才子佳人小说则凸显理想爱情观，展现两性间终能团圆的爱情。与中国传统小说叙说的情感不同，从《红楼梦》到晚清狭邪小说，作家们建构特定空间叙说情爱，或如大观园绚丽辉煌，反衬豪门男女情感的难以实现；或如妓院、梨园别具风采，名士名妓抒发浪漫情怀，展现其休闲生活。民初，随着社会思潮的变化，写情小说的情感内蕴亦因时而变。倡门小说塑造有胆有识的妓女形象，她们重构理想，否定从良，凸显出鲜明的人本意识，彰显人间至情。哀情小说一方面表现自由恋爱受挫的悲哀之情，表现出青年男女潜意识里对封建礼教的服从；一方面凸显知识分子的生存困境，以带有近代烙印的语言表现西方文化内涵。社会言情小说凸现世情变幻、人情淡薄，表现出独特的情感内蕴——小说首先表现对传统文化陷入困境的惋惜之情，主人公往往感慨世风日下、真情难得；其次传达出接受西方文化理念的欣喜之情，从行为方式到婚恋观念方面，均受西方文化影响。
近代写情小说具有鲜明的叙事特征。《禽海石》《恨海》开启的将个人情感与时代风云相结合的模式，苏曼殊创造的具有浓郁抒情色彩的自传体小说等，已表现出与传统写情小说迥异的叙事特点。到哀情小说流行，无论改良才子佳人小说的人物架构、建构“革命+恋爱”的叙事模式，还是限知叙事手法的成功运用、心理描写的细腻程度，均推动了中国小说叙事技术的进步。至社会言情小说中，从叙述对象到叙事特征，都表现出更为可喜的突破。从叙述对象看，具有丰富内蕴的新事物进入小说中。学堂里老师读经、学生读革命书籍的场景，革命党人刺杀活动的描写，以及留学生们勤工俭学的生活等，是传统写情小说中不可能出现的描写对象。同时，小说中的人物形象也发生变化，留学生、成熟市民、玩世不恭的嬉皮士、革命青年、警界正义者形象等均有刻画，成为中国小说形象画廊中的新形象。而电影拍摄场、舞场、异域风景的引入，外交官、便衣侦探、记者、摄影师、西洋乐队成员等形象的出现，带有西方文化色彩。从叙事特征看，心理描写手法的成熟、“倒叙”技法的普遍运用、外语的大量嵌入等，皆说明写情小说整体水平的提升。尤其是以张恨水为代表的社会言情小说大家，或如《金粉世家》以家族为背景，却不展现家族间的故事，而是刻画青年人在时代思潮冲击下情感的变异；或如《啼笑因缘》融言情、武侠、社会等多种小说类型为一体，将传统言情小说一男多女的人物架构、形象巧合法与西方小说的心理刻画、场面描写相结合，形成打通古今、贯通雅俗的叙事风格，使其创作成为中国写情小说的高峰。
总体看，近代写情小说将叙事焦点从豪侠名媛、才子佳人转移到名士名妓、优伶鸨仆等特殊群体，再置换为民初知识分子和学堂女生、留学精英与新女性等社会阶层，描写空间也由豪门闺阁到妓院梨园，再到校园学堂、公园湖上。人物身份的大众化、表现空间从私密转向公共空间等，意味着近代写情小说书写情感平民化、小说风格现代化的特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