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叙传抒情小说 :
作者多集中于创造社，受19世纪欧洲浪漫主义、唯美主义以及当时风靡日本的“私小说”影响，以作家身边琐事为素材，“本着内心的要求”，再现作家自己的生活和心境，以郁达夫的小说最具代表性。
早在1920年郭沫若就写过《鼠灾》《未央》等表现身边生活的小说，初具“自叙传”抒情小说的特征，但“自叙传”抒情小说作为一股创作潮流还是从郁达夫1921年出版的小说集《沉沦》开始的。郁达夫始终相信“作者的生活，应该和作者的艺术紧抱在一起，作品里的Individuality是绝不能丧失的”“作者的经验，除了自己的之外，实在另外也并没有比此再真切的事情”。他曾反复强调“文学作品，都是作家的自叙传”。所谓“自叙传”，即以作者自己的生活、情感经历为蓝本构造小说，专注表现自我内心的冲突与紧张。郁达夫的作品总是用第一人称“我”，如《茑萝行》《春风沉醉的晚上》《薄奠》；或者虽然采用第三人称“他”或“于质夫”，写的仍然是自己的化身，如《沉沦》《银灰色的死》《茫茫夜》等。他的很多小说都直接取材于他本人的经历、遭遇、心情，但这种“自叙传”小说又不能等同于自传，他只是想“赤裸裸地把我的心境写出来”，以求“世人能够了解我内心的苦闷就对了”。郁达夫的小说以抒情为主，情节次之，表现出散文化和情绪化的结构特征。他尽量减弱对外部事件的描写，对作家心境进行大胆暴露，包括暴露个人私生活中的灵与肉的冲突甚至病态的性心理，表现出特有的感伤美、病态美。尽管这种直抒胸臆的方式缺少理性的过滤，其感伤的风格还是激起了五四时期广大青年的巨大共鸣。中国现代“自叙传”抒情小说自郁达夫走向成熟，并引出了一个抒情小说流派。
郭沫若的《漂流三部曲》《行路难》《喀尔美萝姑娘》亦有鲜明的自传色彩，多通过主人公的内心独白坦率地解剖自我，宣泄内心的情感，控诉不合理的制度。除此之外，创造社后起的青年作家追随郁达夫几乎构成了一个抒情作家群体，比如倪贻德的《玄武湖之秋》和《残夜》，都是与他身世相关的伤感故事，陶晶孙的《木犀》、周全平的《梦里的微笑》、叶灵凤《女娲氏之遗孽》则在抒情中掺入唯美或感伤的成分。除了创造社作家，文学研究会作家縢固的《壁画》《银杏之果》也带有自叙传的性质，王以仁的《孤雁》以书信体的方式连缀成一个中篇小说，其中坦率的自我暴露和病态的心理描写明显受到郁达夫的影响，是郁达夫创作风格的“直系的传代者”。还有两位女性作家庐隐和淦女士，虽然和郁达夫不构成传承关系，也未加入创造社，但她们的作品如庐隐的《海滨故人》和淦女士的《隔绝》《隔绝之后》《旅行》等，都带有明显的自叙传性质。另外，浅草社与沉钟社作家陈翔鹤、陈炜谟、林如稷的创作同样都具有“自叙传”抒情小说的特质。
自叙传抒情小说的兴起是五四充满个性与青春气息的时代产物。要求个性解放而又遭到压抑的年轻一代，在本国抒情传统和西方浪漫主义文学双重影响下，通过写作来表达内心的激情。随着时代形势的发展以及读者审美趣味的变化，30年代以后，自叙传抒情小说作为一种文学潮流渐渐淡出人们的视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