京派与海派之争 :
20世纪20年代末，中国现代文坛的中心由北京转移到了上海。上海商业文化的繁荣，消费文化环境的形成，现代书报业、出版业的发达为海派文学带来了新的契机。在上海出现了一批作家，他们依托于文学市场，既享受着现代文明带来的繁荣，又感染着现代都市的“文明病”，对都市文明抱着既留恋又充满幻灭感的矛盾心理。初期的海派文学，追求文学的世俗化和商业化，专注于“都市男女”这一主题。第二代海派是风靡于30年代的新感觉派，他们上接20年代末张资平、叶灵凤等人的性爱小说，下联40年代以张爱玲为代表的沪港市民传奇，是海派承上启下的一个阶段，代表作家是刘呐鸥、穆时英、施蛰存、黑婴、禾金等人，活跃于《文学工厂》《无轨列车》《新文艺》《现代》等刊物上。
同时，在北京、天津、青岛等北方城市中有一批作家以《骆驼草》《大公报•文艺副刊》《水星》《文学杂志》为主要阵地仍在坚持文学活动，形成了“京派”作家群，也称“北方作家群”。他们重视文学的独立与自由，反对文学从属于政治，反对文学的商业化，追求人性的、恒久的文学价值，崇尚一种诚实、从容、宽厚的审美态度，代表作家有周作人、沈从文、朱光潜、萧乾、废名、芦焚、李健吾、林徽因等。
沈从文
一般认为，沈从文1933年10月18日在《大公报•文艺副刊》发表的《文学者的态度》，是引发“京派”与“海派”之争的导火索。其实，早在3年前，沈从文就曾发表《郁达夫张资平及其影响》《现代中国文学小感想》《论中国创作小说》等文批评“海派”。他发现，讲趣味的老京派和商人气的新海派都缺少诚实的文学态度。循此思路，沈从文在《文学者的态度》中进一步指出“现在玩票白相的文学家，实占作家中的最多数”，他们将文学只当一种“副业”，完全从“兴趣”出发，或“以放荡不羁为洒脱”，或“以终日闲谈为高雅”，或将文学当赌博“下注投机取巧”，或将文学作补药“单靠宣传从事渔利”，他们拒绝批评，喜欢阿谀，“登龙有术”，这些文人，上海北京都有，其中一些“已经成了名的文学者，或在北京教书，或在上海赋闲”。沈从文虽对京、海派都有批评，但他的批评重点显然在上海方面，因此很快引发了上海文人的反弹。苏汶（杜衡）的《文人在上海》就提出了异议。他认为“海派”是不居留在上海的文人对居留在上海的文人的恶意的称呼，因为“海派”的涵义“有着爱钱，商业化，以至于作品的低劣，人格的卑下这种种意味”。不过，苏汶并不否认沈从文指出的海派弊端的客观存在，他不服气的是“不问一切情由而用‘海派文人’这名词把所有居留在上海的文人一笔抹杀”。由此可见，苏沈之间并非完全对立。于是沈从文立即在《论“海派”》中表示“我同意那篇文章”，接着就正面论述了他心目中“海派”文学的种种特征。他称“海派”是“名士才情”与“商业竞卖”相结合，并将其引申为“投机取巧”“见风使舵”。沈从文认为苏汶误解了他的本意，因而将“海派”等同于所有居留在上海的文人。为了澄清这一点，他强调如果按海派文人恶劣品质的标准衡量，苏汶本人不会成为海派；茅盾、叶绍钧、鲁迅以及若干正在从事于文学创作杂志编纂人（除吃官饭的作家在外），他们即或在上海生长也仍然不会被人误认为海派的。这清楚地表明了沈从文的“海派”概念并不局限于上海这一地域，而是指一种风气，一种缺少对文学的真诚信仰而带来的“白相”和“游戏”的态度，是真正针对“文学者的态度”而言的。
《论“海派”》见报后立即产生了强烈反响，许多作家如姚雪垠、徐懋庸、曹聚仁、祝秀侠、胡风等纷纷发表文章参与论争。1934年2月3日，鲁迅发表了《“京派”与“海派”》一文，精辟地揭示了“京派”与“海派”的特点和本质：“北京是明清的帝都，上海乃各国之租界，帝都多官，租界多商，所以文人之在京者近官，没海者近商，近官者在使官得名，近商者在使商获利，而自己也赖以餬口。要而言之，不过‘京派’是官的帮闲，‘海派’则是商的帮忙而已。但从官得食者其情状隐，对外尚能傲然，从商得食者其情状显，到处难以掩饰，于是忘其所以者，遂据以有清浊之分。而官之鄙商，固亦中国旧习，就更使‘海派’在‘京派’的眼中跌落了。”除此之外，鲁迅还写了《南人与北人》《“京派”和“海派”》等文章，对京海两派都有所批评。他还根据南北文坛的新动向指出“京派”与“海派”有走向靠拢、合流的趋势。对于合流的原因，鲁迅说“因为帮闲帮忙，近来都有些‘不景气’，所以只好两界合办……重新开张，算是新公司，想借此来新一下主顾们的耳目罢”。鲁迅从政治和文化的角度对“京派”和“海派”所做的本质界定，成为后人评说两派之争的经典性论述。
沈从文认为鲁迅的观点虽与自己有些相合之处，但对概念的界定仍然不是他所提出的本题，并认为论争已经离开了他的所指。在《关于“海派”》中他再次强调商业对文学的渗透会损害文学的健康发展，并给出了“名士才情”与“商业竞卖”的具体含义。至此，京海派之争暂且告一段落。不过由此而提出的相关问题并未就此停歇，此后由沈从文挑起的另外两场论争即关于“文坛论争有无是非”和“反差不多运动”都可看作是“京派”与“海派”之争的余波。
实际上，包括沈从文在内，论争者普遍意识到，海派的恶劣风气虽然在上海文坛表现得最为明显，但在北方文坛也有迅速滋长和蔓延之势。因此，由沈从文率先发难，引起上海文坛热烈回响的关于“海派”的论争，实际上在关于海派风气和行径的认识上有诸多共同点。但在对待京海两派的态度上稍有差异。沈从文的文章中对“京派”多有袒护，而在上海的作家则既不否认海派现象的存在，同时也加强对京派的“名士才情”“官的帮闲”的批评力度。
这场“京派”与“海派”的论争帮助人们认识到“京派”与“海派”各自的弱点，促进新文学朝着健康的方向发展。严格地说，这并非一场“京”“海”之间的派别论争，而是一场由沈从文发难、此后也主要由他一人代表京派与上海的非海派作家之间围绕什么是“海派”“京派”的讨论，因为这场论争的参与者中，真正属于沈从文所谓的“海派”并不多，多的只是居于上海的一批非海派作家。由于论争双方既有共识，又有歧异，因此相互之间并没有像通常论辩那样充满针锋相对、剑拔弩张的火药味，而是心平气和地进行论争，为文也轻松活泼，被学者杨义称为“礼让之邦的‘君子之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