比较诗学 :
主要涉及对不同国家、民族和文化系统的文学理论的比较研究，旨在探讨如何能够使各种诗学体系和概念实现对话，如何在不同诗学观念的比较研究中发掘文艺理论的共同规律或特殊性。比较诗学这一概念作为专门术语被首次提出，是1963年法国学者R.艾田伯的《比较不是理由：比较文学的危机》一文。作者指出：“历史的探寻和批判的或美学的沉思，这两种方法以为它们是势不两立的对头，而事实上，它们必须互相补充；如果能将两者结合起来，比较文学便会不可违拗地被导向比较诗学。”20世纪70年代以后，西方涌现了很多比较诗学著作，如D.佛克玛、E.易布思等人的《比较诗学》、E.迈纳的《比较诗学》等。
虽然比较诗学作为一种自觉的概念和研究方法在中国兴起较晚，但实际上早在20世纪之初，中国的理论家已经开始运用比较诗学的思路关注文论问题了。王国维的《〈红楼梦〉评论》《人间词话》《宋元戏曲考》中，已经开始将康德、叔本华、尼采等人的哲学和美学思想同中国传统诗学、美学观念进行比较，可看作中国比较诗学的萌芽。在20～30年代，古代文论研究者普遍注意到了中西比较的重要性，陈钟凡、方孝岳、罗根泽等人均开始在中西比较的视野中展开其对中国文学批评史的研究和论著撰写工作。30～40年代以来，钱钟书、朱光潜、梁宗岱、宗白华等人将中国的比较诗学研究推向了成熟，朱光潜的《诗论》、钱钟书的《谈艺录》、宗白华的《中国艺术意境之诞生》等论著也成为了中国比较诗学研究的经典之作。
50～70年代，比较诗学在中国的发展一度处于停滞状态，而海外华裔学者刘若愚、叶维廉等人的比较诗学研究则取得了显著成绩。刘若愚的《中国文学理论》明确强调了中国传统文论与西方文论比较对话的必要性，叶维廉的《中国诗学》则从具体的、微观的角度深入探究了中西文论和美学表达方式的差异。
80年代以来，中国大陆的比较诗学研究逐渐复苏。钱钟书1979年出版的《管锥编》对于中国比较诗学的复兴起到了典范和引导的作用，此后，比较诗学研究逐渐发展繁荣起来。黄药眠、蒋孔阳、童庆炳、周来祥、张隆溪、胡经之、陈炎、曹顺庆等学者都对比较诗学的发展做出了不同程度的探索和贡献。曹顺庆是80年代以来中国比较诗学研究的积极实践者和理论倡导者，其1988年出版的《中西比较诗学》也是国内第一部以“比较诗学”为名的著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