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药蛋派 :
主要成员有赵树理、马烽、西戎、孙谦、胡正、李束为，及后起的韩文洲、李逸民、杨茂林、田东照、成一、张石山等，因其表现山西地域的乡村生活，乡土气息浓郁，与山西盛产的山药蛋（通称为土豆）之质朴无华、沾满泥土有相近之处，被称为“山药蛋派”，起初不无嘲笑其“土里土气”之贬义，后来则被普遍采用。因20世纪50～60年代山西省文联主办的《火花》文学刊物而得名《火花》派。1979年，文艺理论家李国涛发表《且说“山药蛋派”》（1979年11月28日《光明日报》），对其作出深入的理论阐述，引起长达数年的文学论争，山药蛋派遂成定评而被普遍接受。
1956年4月，赵树理正在改写剧本
山西表里山河，自古便是战略要地，是传统的农业文明较为发达的重要区域，明清两代则以晋商和票号著称于世。抗战军兴，它成为八路军东出潼关后的主要战场，晋绥、晋察冀、晋冀鲁豫等抗日民主根据地的建立，改变了古老的乡村面貌，也激活了一批战斗、工作于山西各解放区的作家的创作灵感与热情。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所指出的表现新的人物新的世界和民族化大众化、让人民大众喜闻乐见的工农兵文艺方向，对其产生重要指导作用。40年代前期，太行山根据地的作家赵树理率先写出《小二黑结婚》《李有才板话》，得到荒煤、周扬等人大力推崇，乃有“赵树理方向”的倡导。稍后，马烽和西戎合著长篇章回体小说《吕梁英雄传》，胡正发表《碑》《长烟袋》，李束为发表《租佃之间》《红契》，孙谦发表《老资格》等小说。后五人同是八路军第一二〇师所属“战斗剧社”的成员，都有过抗战从军经历，都在延安接受过革命文艺熏陶，又都分别在鲁迅艺术文学院及其附属部队文艺干部学校接受过艺术教育，后来又同在晋绥根据地文联工作，有“文坛五战友”美称。这是山药蛋派的萌生期。
随着解放战争的推进，赵树理、马烽等分赴全国各地，从事文学和新闻工作。50年代中期，他们再度聚集在山西，回到自己熟悉的乡村生活中，贴近体察现实生活，在《火花》等文学刊物上发表一批在思想情感和艺术水准上都臻于成熟的重要作品，山药蛋派进入其全盛期：赵树理的《三里湾》《“锻炼锻炼”》《套不住的手》《实干家潘永福》，马烽的《四访孙玉厚》《“三年早知道”》《饲养员赵大叔》，西戎的《宋老大进城》《赖大嫂》，孙谦的《伤疤的故事》《南山的灯》《奇异的离婚故事》，李束为的《好人田木瓜》《老长工》，胡正的《两个巧媳妇》《七月古庙会》和长篇小说《汾水长流》。韩文洲、杨茂林、李逸民等青年作家，也以其各自的代表作《四年不改》《新生社》《双喜临门》等，成为山药蛋派的后起之秀。
作家马烽、西戎、束为、孙谦、胡正的作品
这些作品的主调，是在全面展开的农业集体化时代背景下，表现时代变迁中的农家生活和农民形象，其中最醒目的是一批处于中间状态，思想较为封闭保守，却又被时代潮流和先进农民推动蹒跚前行的中年农民形象，即所谓“中间人物”，并且以此作为其重要标识。同时，在对农村新人的刻画上，他们恪守现实主义精神，写出先进人物的勤劳朴素、务实求真、克己奉公，少有为迎合意识形态需要而进行人为的拔高，不唱空泛的政治高调，也很少写剑拔弩张的阶级斗争。写农民，为农民，农民看，教育农民，是他们的创作宗旨。他们将五四新文化运动以后的白话文与山西的乡村语言作了有机的融合，通过故事性、白描等农民喜闻乐见的艺术形式，描叙山西农民的乡村生活，特别注重对农民生存现状的真实反映，展现乡村日常生活的喜剧性和农民的乐观主义，具有浓郁的山西地方风情。在特定的时代语境下，山药蛋派作家大都受到过不同程度的错误批判，山药蛋派作家的旗帜赵树理在“文化大革命”期间被迫害致死，但时间的淘洗却彰显出这种执着于现实生活的真实感受和忠实于作家良知的可贵精神。
作家马烽、西戎、束为、孙谦、胡正的合影（从右至左））
70年代后期到80年代末，山药蛋派再度兴起，代表作如马烽的短篇小说《结婚现场会》《葫芦沟今昔》，西戎的短篇小说《在住招待所的日子里》，胡正的中长篇小说“反思三部曲”《几度元宵》《重阳风雨》《明天清明》，代表了他们反思历史的精神高度。此外，马烽、孙谦的电影剧本《新来的县委书记》（摄制后片名为《泪痕》）和“农村三部曲”影片《咱们村的退伍兵》《山村锣鼓》《黄土坡的婆姨们》，为新时期的农村题材电影作出很大贡献。田东照《黄河在这儿转了个弯》、张石山《镢柄韩宝山》、成一《顶凌下种》、张平《姐姐》、杨茂林《酒醉方醒》、谢俊杰《悠悠桃河》等新一代作家作品的涌现，为山药蛋派谱写了新的一页。 这些作品仍然贯注山药蛋派的写实风格，同时又顺应了新时期文学对历史与文化的反思，具有新的时代品格。
赵树理等山药蛋派作家的艺术成就，不只是后来的几代山西作家获益很多，而且还影响了从李凖、浩然到贾大山、赵新等乡土小说作家，这也是应该被高度评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