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国藩(1811～1872) : 晚清军政大臣、近代作家、湘乡派古文的创立者。字涤生。湖南湘乡人。家世务农，父名麟书，秀才。曾国藩为道光十四年(1834)举人，十八年成进士。二十三年(1843)，以翰林院检讨典试四川。转侍读，累迁内阁学士、礼部侍郎，署兵部。在京师时，治义理之学，兼为词章、考据。咸丰元年(1851)，太平军起。曾国藩应诏屡向清廷献策。历署刑部、吏部侍郎。二年，典试江西，中途因母死回乡服丧。这年十一月，奉命在乡办团练,号"湘勇"。次年,太平天国定都南京。曾国藩又治水军,造大小战舰二百几十艘,于是统帅水陆湘军与太平军转战于长江中下游湖南、湖北、江西、安徽数省，转败为胜,得清廷信任。同治时期，慈禧太后垂帘听政,曾国藩被重用，加太子少保衔。又以镇压太平军、捻军立功,先后掌握江苏、安徽、江西、浙江四省及直、鲁、豫三省大权。太平军失守江宁后，曾国藩晋封一等侯。官至两江总督、武英殿大学士。死后谥号"文正"。
曾国藩在道光末至咸丰初年以前，是一个仕进顺利的官僚，咸丰二年以后则是清廷镇压太平天国革命的刽子手。他的封建思想根深蒂固，极其崇拜上自文王、周公，下至姚鼐、王念孙的"古今圣哲三十余人"，"图其遗像"，以为"斯文之传，莫大乎是矣"（《圣哲画像记》）。他自己追求的理想也恰是成为这样的圣哲人物。
曾国藩初学桐城派古文，推崇姚鼐，以为"姚先生持论闳通",自称"国藩之粗解文章,由姚先生启之也"。后期身居高位，幕府人材甚众，已为文章领袖，又曾宣扬桐城派古文，叙述桐城派的源流和众多作者，除高第弟子四人外,还历称各地的桐城派古文家,以见其影响所及，至为广大,证明"天下之文章,其在桐城乎"（《欧阳生文集序》）。"其说一出，有违之者，俱为非圣无法"（李详《论桐城派》），一时声势颇大，使桐城派古文形成一个"中兴"的局面。但曾国藩的目的是借鼓吹桐城派以自立门户而为古文宗主。他的幕府宾客浏阳县学教谕吴敏树，便撰文揭穿曾国藩这一用心。吴敏树既不承认自己是曾国藩所说的桐城派古文作家，也不认为曾国藩是桐城派。他尖锐指出曾并非真心"以姚氏为宗，桐城为派"，其实是"假是名以私立门户，震动流俗"（《柈湖文集》卷六《与筱岑论文派书》）。在吴氏指出了事实之后，曾国藩承认"斯实搔着痒处"（同前）。但曾国藩生前并未标榜自己为"湘乡派"。
曾国藩的古文写作和理论,都与桐城派有所不同。他"平生好雄奇瑰玮之文"（吴敏树《与筱岑论文派书》引），为文务闳丽，与桐城派清谈简朴文风不同。他在《送周荇农南归序》中说:"略述文家原委,明奇偶互用之道"，颇赞赏清中叶胡天游、邵齐焘、孔广森、洪亮吉及近世凌玉垣、孙鼎臣、周寿昌等骈文家，而对"方姚之流风，稍稍兴起"的趋势，并无美词，而感伤"天游、齐焘辈闳丽之文，阒然无复有存者矣！"对桐城派古文无大兴趣。在古文理论上，他说："古文之道，无所不施，但不宜说理耳。"（《致吴南屏书》）对桐城派主张的义理、考据、词章，补充并强调了"经济"的重要。因此他编《经史百家杂钞》，补充了姚鼐《古文辞类纂》的缺陷，扩大桐城派古文学习的源流，是通达的；而为文少禁忌，奇偶并用，使古文舒展有气势，雄厚有内容，为桐城派打开了僵局。他又授意弟子黎庶昌编《续古文辞类纂》,包括经、子史、集,以补姚鼐《古文辞类纂》之未备。黎庶昌在《目录序》中阐述了曾国藩古文理论："曾氏之学，盖出于桐城，固知其与姚氏之旨合，而非广已于不可畔岸也。循姚氏之说，屏弃六朝骈丽之习，以求所谓神理气味、格律声色者，法愈严而体愈尊；循曾氏之说，将尽取儒者之多识格物，博辨训诂,一内诸雄奇万变之中,以矫桐城末流虚车之饰。其道相资，不可偏废。"说明了曾国藩批判继承桐城派而自创一派的实际。其后，晚清李详说，"文正之文，虽从姬传入手，后益探源扬（雄）、马（司马相如），专宗退之（韩愈）。奇偶错综，而偶多于奇,复字单义,杂厕相间，厚集其气。使声采炳焕，而戛焉有声，此又文正自为一派，可名为`湘乡派`，而桐城久在祧列。其门下则有张廉卿裕钊、吴挚甫汝纶，黎蓴斋庶昌、薛叔耘福成，亦如姬传先生之四大弟子，要皆`湘乡派`中人也"（《论桐城派》）。从此相沿而以曾国藩为湘乡派创始者，对桐城派古文有所改革，有所前进。
曾国藩湘乡派古文理论，历史作用有两面。他利用桐城派，"私立门户"，创建湘乡派，实即扩大封建势力，反对人民革命，办理镇压人民的洋务，宣扬封建道德等等，成为封建统治阶级的工具。但他强调"经济"，要求应时实用，纠正桐城派古文日益脱离实际，追求清闲的倾向,有一定进步意义。正象他创办上海机器厂,培养近代科学技术人材，翻译西方科学文化书籍，选派青年学生出国留学西方等等。都有利于中国民族资产阶级的成长，为先进的中国人向西方寻求救国真理，学习西方近代科学文化知识，准备了一定的条件，客观上有利于中国的近代化。
在诗歌方面，曾国藩属于宋诗运动中的人物，尊尚黄庭坚,他说："涪叟（黄庭坚）差可人,风骚通肸蚃"，"自僕宗涪公，时流颇忻向"（《题彭旭诗集后》）。《晚晴簃诗汇》也说他"承袁、赵、蒋之颓波，力矫性灵空滑之病，务为雄峻排奡，独宗江西，积衰一振。"但正象在古文方面极力扩大桐城派古文的学习源流一样，他在诗歌的实际主张上也不拘囿于宋诗派的狭小天地。他在《圣哲画像记》里说："盖诗之为道广矣，嗜好趋向，各视其性之所及。"自言钞古今诗十八家，笃守其中四家，即"唐之李、杜，宋之苏、黄"，已不限于黄庭坚。在《日记》中他还提出"必可与言机，可与言神，而后极诗之能事",并认为李白、杜甫、王昌龄、李贺以及元稹、白居易、张籍、王建之乐府，都"多神到机到之语"，其《读李义山诗集》诗又极口称赞李商隐"渺绵出声响,奥缓生光莹",更远远超出宋诗范围之外。所以他编纂《十八家诗钞》，抄录曹植、阮籍、陶渊明、谢灵运、鲍照、谢朓、王维、孟浩然、李白、杜甫、韩愈、白居易、李商隐、杜牧、苏轼、黄庭坚、陆游、元遗山诗6500余首，都可见出其取径广的趋向。著有《曾文正公全集》，卷首附有传记、年谱，1936年世界书局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