性灵说 : 中国古代诗论的一种诗歌创作和评论的主张,以清代袁枚倡导最力。它与神韵说、格调说、肌理说并为清代前期四大诗歌理论派别之一。一般把性灵说作为袁枚的诗论,实际上它是对明代以公安派为代表的"独抒性灵,不拘格套"(袁宏道《序小修诗》)诗歌理论的继承和发展。
性灵说的核心是强调诗歌创作要直接抒发诗人的心灵,表现真情实感,认为诗歌的本质即是表达感情的,是人的感情的自然流露。袁宏道曾说好诗应当"情真而语直"(《陶孝若枕中呓引》),"非从自己胸臆流出,不肯下笔"(《序小修诗》)。袁枚所说的"性灵",在绝大多数地方,乃是"性情"的同义语。他说:"诗者,人之性情也。""凡诗之传者,都是性灵,不关堆垛"(《随园诗话》)。又说"诗难其真也,有性情而后真"(《随园诗话》)。"诗者,心之声也,性情所流露者也"(《随园尺牍·答何水部》)。认为诗是由情所生的,性情的真实自然表露才是"诗之本旨"(《答施兰垞论诗书》)。
性灵的本意是指人的心灵。刘勰在《文心雕龙·原道》中说:人之所以是"有心之器",而不同于自然界的"无识之物",即在于人是"性灵所钟",有人的灵性。《文心雕龙·序志》中所说"岁月飘忽,性灵不居",亦是指人的心灵。《原道》篇所谓"心生而言立,言立而文明",就是说文章乃是人的心灵的外在物质表现。其后钟嵘在《诗品》中突出诗歌"吟咏情性"的特点,强调"直寻",抒写诗人"即目"、"所见",使之具有"自然英旨"之"真美",以及赞扬阮籍诗可以"陶性灵,发幽思"等,和后来性灵说的主张是接近的。所以袁枚说:"抄到钟嵘《诗品》日,该他知道性灵时。"(《仿元遗山论诗》)颜之推在《颜氏家训·文章》中所说"标举兴会,发引性灵",亦是此意。唐代皎然、司空图一派的诗歌理论,也很重视诗歌表现感情的特点。皎然说:"但见情性,不睹文字,盖诣道之极也。"又说:"真于情性,尚于作用,不顾词采,而风流自然。"(《诗式》)李商隐也曾说:"人禀五行之秀,备七情之动,必有咏叹,以通性灵。"(《献相国京兆公启》)这些都被袁枚所汲取。他在《续诗品》中所说"惟我诗人,众妙扶智,但见性情,不著文字",即由此而来。而《续诗品》的写作,也是出于他"爱司空表圣《诗品》,而惜其祗标妙境,未写苦心"的缘故。宋代杨万里反对江西诗派模拟剽袭、"掉书袋"的恶习,主张"风趣专写性灵",也对性灵说产生了很大影响。袁枚对杨万里也是相当推崇的。
性灵说虽有源远流长的历史,但是作为明清时期广泛流行的一种诗歌主张,它主要是当时具体的社会政治条件和文艺思想斗争的产物。因此它和历史上这些有关论述,又有很大不同。明清时期诗歌理论批评中的性灵说的主要特点如下:
①性灵说是在李贽童心说的直接启发下产生的,是当时反理学斗争在文学理论上的具体表现。明代中叶以后,随着封建专制制度走向崩溃,资本主义萌芽的出现,学术思想界展开了对程朱理学的批判和斗争。李贽在著名的《童心说》一文中指出,儒家理学的最大特点是“假”,而他提倡的是"真",以真人真言真事真文反对假人假言假事假文,他主张文学要写"童心",即"真心",是未受过虚伪理学浸染的"赤子之心",认为凡天下之至文,莫不是"童心"的体现。文学要写"童心",实质就是要表现"真情",反对描写受儒家礼义束缚的"伪情"。这就为性灵说的提出奠定了思想理论基础。李贽最相知的焦竑,在他的童心说的影响下,曾明确指出:"诗非他,人之性灵之所寄也。"(《雅娱阁集序》)主张诗歌创作应当"沛然自胸中流出"(《笔乘》),"发乎自然","自道所欲言"(《竹浪斋诗集序》,如果"感不至"、"情不深","则无以惊心而动魄"(《雅娱阁集序》)。对李贽十分崇敬的戏剧家汤显祖,在文学思想上和李贽也是一致的。汤显祖突出地强调“情”,反对"理",认为"情有者,理必无,理有者,情必无"(《寄达观》),其矛头直指程朱理学"存天理,灭人欲"的说教。汤显祖所说的"情",实际上也就是"性灵",如他在《新元长嘘云轩文字序》中就称赞文章"独有灵性者,自为龙耳"。作为李贽和焦竑弟子的公安"三袁"──袁宗道、袁宏道、袁中道所提倡的性灵说正是由此而来的。袁枚强调性灵,在一定程度上继承了前人的反理学传统,他在《答沈大宗伯论诗书》中,反对以温柔敦厚论诗,认为"温柔敦厚,诗教也"是"孔子之言,戴经不足据也"。在《再答李少鹤书》一文中,他又明确地说:"孔子论诗,可信者,兴、观、群、怨也;不可信者,温柔敦厚也。"他认为写诗而讲温柔敦厚,必然要妨害真实性灵的表达。从主张性灵出发,他还大胆地肯定了男女之间的爱情诗,一反道学家的"淫奔"之说,认为"阴阳夫妇,艳诗之祖也"(《再与沈大宗伯书》)。这对封建礼教、特别是程朱理学具有明显的叛逆意义。性灵说要求诗歌能自由地表现诗人的个性,真实地体现自己的欲望感情。这是受明代中叶以后,由资本主义因素的萌芽而产生的初期的个性解放要求影响的结果,在当时是有进步意义的。
②性灵说的提出,也是针对当时文艺上反对复古模拟的风气而发的。明代前、后七子倡导"文必秦汉,诗必盛唐"的复古主义,给文艺创作带来了严重的恶果,使诗文普遍陷入了模拟蹈袭的死胡同。李贽在《童心说》中就提出"诗何必古《选》,文何必先秦"的问题,认为只要写出了"童心"即是好作品,这是对复古主义文艺思想的有力的抨击。公安派正是进一步发挥了李贽这个思想,提出了一个"变"字,指出每个时代文学都有自己的特点,必须具有独创性,才是好作品。袁宏道在《雪涛阁集序》中所提出的"穷新极变"的原则和前、后七子的蹈袭拟古,从创作原则说,是根本不同的。而公安派"变"的思想正是建立在性灵说的理论基础上的。因为诗文都是性灵的表现,而性灵是人所自有,不同时代不同的人都不一样,所以评论文学作品的标准,不能以时代论优劣,而应以能否写出真性灵为依据。正如王夫之所说:"盖心灵人所自有,而不相贷,无从开方便法门,任陋人支借也。"(《薑斋诗话》)袁枚所处的时代,复古主义已不象明代那么猖獗,但其余绪为沈德潜格调说所继承。因此,袁枚从性灵说出发对沈德潜的格调说作了尖锐的批判。他在《答沈大宗伯论诗书》中明确指出:"诗有工拙,而无今古";因为"性情遭遇,人人有我在焉"。他并且认为:"有性情,便有格律,格律不在性情外。"(《随园诗话》)他不是一概否定格律,而是主张以性情为主的自然的、活的格律,而不是束缚人性情的死格律。袁枚比公安派可贵的地方是不绝对化,他认为古人创作也要学习,但?遣荒苣喙牛宰约盒粤槲境龇⒌悖?"平居有古人,而学力方深;落笔无古人,而精神始出。"(同前)他是主张"多师"的:"少陵云:多师是我师,非止可师之人而师之也,村童牧竖,一言一笑皆吾之师。"(《随园诗话》)他还坚决反对以唐诗或是宋诗来衡量诗歌优劣的流行观点,说:"诗无所谓唐宋也。唐宋者一代之国号耳,与诗无与也。诗者,各人之性情耳,与唐宋无与也。若拘拘焉持唐宋以相敌,是己之胸中,有已亡之国号,而无自得之性情,于诗之本旨已失矣。(《答施兰坨论诗书》)
③性灵说从真实地直率地表达感情的要求出发,在诗歌艺术上提倡自然清新、平易流畅之美,反对雕章琢句、堆砌典故,反对以学问为诗。公安派强调诗歌的"真"、"趣"、"淡",认为这是"真性灵"的体现。他们提倡质朴,反对铅华:"夫质犹面也,以为不华而饰之朱粉,妍者必减,媸者必增也。"(袁宏道《行素园存稿引》)主张文学语言要接近口语:"信心而言,寄口于腕。"(袁宏道《叙梅子马王程稿》)"口舌代心者也,文章又代口舌者也。"(袁宗道《论文》)但是,公安派又有流于浮浅之病。袁枚则和公安派有所不同,他主张由藻饰而达到自然之美:"熊掌豹胎,食之至珍贵者也。生吞活剥,不如一蔬一筍矣;牡丹芍药,花之至富丽者也,剪为之,不如野蓼山葵矣。味欲其鲜,趣欲其真,人必知此,而后可与论诗。"(《随园诗话》)强调由功力、磨炼而达到平淡、自然:"明珠非白,精金非黄,美人当前,烂如朝阳。虽抱仙骨,亦由严妆,匪沐何洁,非熏何香。西施蓬发,终竟不臧。若非华羽,曷别凤皇。"(《续诗品·振采》)认为"诗宜朴不宜巧,然必须大巧之朴;诗宜澹不宜浓,然必须浓后之澹";并引叶书山的话说:"然人工未极,则天籁亦无因而至。"(《随园诗话》)袁枚"性灵说"与公安三袁性灵说也有差异。袁枚之"性"如果说即是"情",那么"灵"则近于才,如"用笔构思,全凭天分","人可以木,诗不可以木"(同前)等,"木"即缺乏才灵的表现。
性灵说的倡导者都是反对以学问为诗的"掉书袋"风气的。钟嵘在《诗品序》中就批评过这种"虽谢天才,且表学问"的倾向。袁枚在对翁方纲以"掉书袋"为特征的肌理说的批评中,很清楚地表达了自己的看法。他指出:诗以抒发性灵为主,不是"为考据之学",如果"误把抄书当作诗",则又何必写诗?这并不是说诗中不能用典,只是不应"将诗当考据作",如对李商隐的诗,他就认为虽"稍多典故,然皆用才情驱使,不专砌填也"(《随园诗话》)。
④性灵说由于把能否抒发真情实感作为评价诗歌优劣的标准,因此打破了传统的轻视民间文学的封建阶级偏见,大大提高了通俗文学的地位。袁宏道就说:"今闾阎妇人孺子所唱《擘破玉》、《打草竿》之类,犹是无闻无识,真人所作,故多真声。"(《序小修诗》)袁枚亦赞扬《诗经》"半是劳人、思妇率意言情之事","妇人女子,村氓浅学,偶有一二句,虽李、杜复生,必为低首者"(《随园诗话》)。他们对戏曲、小说也都很重视。他们认为不论是官僚大夫还是士女百姓,只要能咏得真性情便是好作品。
性灵说也存在着严重的缺点。首先,性灵说的哲学思想基础是唯心主义的,它把心或心灵看作是文学的源泉。袁中道说,由于袁宏道的文学思想影响,"天下之慧人才士,始知心灵无涯,搜之愈出,相与各呈其奇,而互穷其变"(《袁中郎先生全集序》),这和李贽在《童心说》中把"童心"看作是文学的源泉是一致的。袁枚虽然也讲到学识的作用,但从根本上还是强调"诗人者,不失其赤子之心者也"(《随园诗话》),并未能突破唯心主义的文学观。其次,性灵说突出文学是感情的表现,反对受儒家礼义的束缚,这是正确的;但是,他们往往又走向另一个极端,认为凡是真实地表达了感情的便是好作品,而不管是什么样的感情,不对感情加以进步的政治道德规范,结果是对色情宫体之作亦加以肯定。如袁枚就说"艳诗宫体,自是诗家一格"(《再与沈大宗伯书》)。明代中叶以后,文学中色情、低级内容大量出现,与性灵说这种文学思潮的流弊是有一定关系的。性灵说的上述缺点对后世曾产生了不好的影响,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二、三十年代有些作家就曾推崇性灵说,而把文学变为小摆设和玩物。
李贽:《焚书》(卷三《童心说》)。
袁枚:《随园诗话》,人民文学出版社,北京,1960。
钱伯城:《袁宏道集笺校》 (第18卷《雪涛阁集序》、第54卷《行素园存稿引》),上海古籍出版社,上海,19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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