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词概说

    宋词概说 : 新兴的“词”,在唐人眼中的地位不高,因为它起自民间,难免有些简陋鄙俚,可能音乐也有一点像白居易在《琵琶行》里所形容的那样“呕哑嘲哳难为听”,但是它清新活泼,有一股来自民间的乡野之风,这是正统的文学艺术中所最缺乏的东西。于是,一些有创新精神的诗人也开始尝试用这种形式写一点东西,比如李白写过《菩萨蛮》《忆秦娥》,白居易写过《忆江南》《长相思》,张志和写过《渔歌子》,温庭筠写过《菩萨蛮》《更漏子》等,而且写得非常好。可惜更多的人,还是囿于正统与非正统的畛域,对这种起自民间的“词”不屑一顾。
这种情况在五代时期却发生了很大的变化。
五代时期中原战乱,但偏安一隅的西蜀和南唐却没有受战争的影响,照样市廛繁荣、歌舞升平。词这种比诗通俗,比诗多样,曲调也比诗动听的新的体裁,立刻受到前、后蜀和南唐君臣的喜爱而得到极大的发展。在西蜀,形成了一个以韦庄等人为首的“花间词派”;在南唐,出现了中主李璟、后主李煜和冯延巳等一大批词坛高手。
宋代虽然一开始就比较软弱,但毕竟是一个大一统的国家,所以在医治战争创伤、大力发展经济的同时,也在努力构建自己的文化。他们把唐人未曾完成的古文运动完成了,并在“唐宋八大家”中争得了六个席位;他们把绘画发展到一个新的高度;他们的书法,迈过唐人,远追魏、晋,取得很大成就。唯独在诗歌领域,宋人遭遇到十分尴尬的局面。
诗歌在唐人的手里,已经达到了极高的水平,出现了后世难以企及的李白、杜甫两座高峰,诗歌的体裁形式也被唐人做完,诗歌的境界也被唐人搜尽。有人说,诗到李贺,连鬼境都做完了,这让宋人感觉难以措手足。但是,诗歌在人们的心目中,地位是最为崇高的,于是,宋人开始艰难地寻求自己的诗歌之路。
他们找到了两条道路,并且都取得了成功。
首先,在唐诗重情感重意境的基础上,宋人探索出一条“以议论为诗”,“以学问为诗”,“以文为诗”的道路。唐诗重情,宋诗则重理,虽然犹下唐人一等,但是也足以雄视百代了。
其次,他们寻找到一个唐人几乎未曾涉猎的领域,那就是“词”。
有宋一代,诗歌和散文是一直居于正统地位的。北宋前期,诗歌以“西昆体”为宗,统治了宋初近百年的诗坛。文坛最大的事情,是以欧阳修为代表的“诗文革新运动”,不但把韩、柳未能完成的古文运动搞成功了,而且也基本确立了宋诗“以议论为诗,以学问为诗,以文为诗”的风格。而词尚处在发展完善期,地位也不是很高。
宋人一直坚持“诗庄词媚”,词是“艳科”的原则。诗是要传于后世的,人们用它抒写怀抱、畅叙理想、针砭时弊、寄托哀思。虽然诗歌中也有吟风弄月、男欢女爱、浅斟低唱的作品,但是毕竟数量太少,而且历来就不被当作诗歌的正格。晚唐时温庭筠大量制作“艳曲”,就被士林所不齿。正统的文人,并不看重这些“艳曲”而往往将其摒弃在诗集之外。五代时和凝,官至宰相,“少年时好为曲子词,布于汴洛。洎入相,专托人焚毁不暇。然相国厚重有德,终为艳词玷之”(见孙光宪《北梦琐言》卷六)。其他人虽然未必会“托人焚毁”,但是随写随散的情况却是很多的。在宋代,词本是纯然被作为一种消遣性的东西的,抒怀抱、发议论,尽可托之诗文,而优游狭邪、纵情声妓,则寄之于词。像北宋初执文坛牛耳的欧阳修,诗与文皆堂堂正气,为一时之彦,但他的词,却多是轻柔旖旎之作。
但是,宋人实在是无法抗拒词的魅力诱惑。
和相对比较规整而已经显得僵化,而且歌法已经大部分失传的唐诗相比,这种刚从民间步入神圣文学艺术殿堂的词,无论是曲还是辞,都要优美轻松得多,尤其是在休闲娱乐中,更是让人身心愉悦。宋代虽说是理学盛行的时代,但文人们却要比唐人潇洒旷放得多。
宋代文人的待遇十分优厚,立国之初,宋太祖就立法不杀读书人。重文轻武的国策使宋人不像唐人那样希望以军功博取功名富贵,他们不会像唐人那样去高唱“宁为百夫长,胜作一书生”(唐杨炯《从军行》)。和唐代相比,宋代社会没有唐代那么阳刚,而是要阴柔得多,这也因此影响到宋人审美趣味的改变。
宋王灼《碧鸡漫志》卷一说:

古人善歌得名,不择男女……今人独重女音,不复问能否,而士大夫所作歌词,亦尚婉媚,古意尽矣。政和间,李方叔在阳翟,有携善讴老翁过之者。方叔戏作《品令》云:“唱歌须是玉人,檀口皓齿冰肤。意传心事,语娇声颤,字如贯珠。老翁虽是解歌,无奈雪鬓霜须。大家且道,是伊模样,怎如念奴。”

从古人的“不择男女”,到宋人的“独重女音,不复问能否”,是审美趣味的改变。这种审美趣味的改变,不仅表现在“独重女音”,也表现在需要适合“女音”演唱的歌曲。而词,正是适合这样需要的东西。
宋词多是由歌儿舞女执檀板,在丝竹管弦的伴奏下,在游赏饮宴中演唱的,它的“重女声”,贵婉约,都与此有关。宋刘克庄在《题刘澜乐府》中说:“词当叶律,使雪儿、春莺辈可歌。”这些歌儿舞女为了生活,不得不不断地求取、学习“新声”。北宋第一位全力作词、作品流传极广、被称为“凡有井水处,即能歌柳词”(宋叶梦得《避暑录话》卷下)的柳永,有一首《玉蝴蝶》,描写平康小巷的妓女向他索取新词的情况:

误入平康小巷,画檐深处,珠箔微褰。罗绮丛中,偶认旧时婵娟。翠眉开,娇横远岫,绿鬓亸,浓染春烟。忆情牵。粉墙曾恁,窥宋三年。
迁延。珊瑚筵上,亲持犀管,旋叠香笺。要索新词,殢人含笑立尊前。按新声,珠喉渐稳;想旧意,波脸增妍。苦留连。凤衾鸳枕,忍负良天。

正是这种佳人当筵“索新词”“按新声”的风气,使词人们的作品必然出现“尚婉媚”的倾向,许多人也因此以婉约为词的正格。
经过五代文人的努力,北宋初年,词已经逐渐成熟,也逐渐被大家所接受。宋初,词的创作开始繁荣起来,这一时期最重要的词人是柳永。
柳永仕途不得意,一生游戏风尘,混迹青楼,他是宋代第一个全力作词的人。他的词,虽然也如花间派词人和南唐君臣一样,多是倚红偎翠、香风绣带之作,但是却保持了民间文学的本色行当。他的最大贡献,是成功地发展了慢词,这是宋词在艺术形式上的第一次重大突破,为宋词的发展提供了很大的空间。
宋初继续走花间派词人和南唐君臣道路的,是以晏殊为代表的显宦词人。
宋初天下基本安宁,没有大的战争,经济在不断地复苏,朝廷内部也没有大的斗争,在这样的情况下做官是很轻松惬意的,比如“西昆派”诗人杨亿、刘筠、钱惟演和婉约词人晏殊等。但负面的影响,却是富贵荣华中无所事事的空虚和落寞。晏殊做了几十年的太平宰相,每天也就是在歌舞饮宴、接待宾客中打发日子。填词的技巧越发纯熟了,而内容却十分空虚。
北宋中、后期,是宋代最具活力,各方面的成就最高的时期。政治上,有王安石变法;文化上,有欧阳修的诗文革新运动;史学上,司马光编纂了《资治通鉴》;书法上,出现了苏、黄、米、蔡“宋四家”,而词也在这一时期发生了巨大的变化而终于成为能代表宋代文化的“一代之文学”。
首先是欧阳修、范仲淹等人的词作。他们的理想抱负与宋初词人已经大不相同,生活经历也丰富得多。尤其是范仲淹,不仅在政治上是“庆历新政”的积极参与者,而且在边塞生活多年,他的词作,不可能再是桃红柳绿的绮丽之作,他的代表作《渔家傲》《苏幕遮》,所表现的是大漠的苍凉和士卒的悲辛,已经完全脱出了“艳科”的范畴。
苏轼的出现,把整个宋代文化提高到一个新的高度,也使宋词摆脱了“艳科”的藩篱。
苏轼的词作抒情写景、咏物纪游、怀古感旧,乃至嘻笑怒骂,无所不有。他把词从“娱宾遣兴”的狭窄途径中解放出来,使之发展成为与诗歌一样的独立的抒情咏物的艺术形式。宋王灼在《碧鸡漫志》中说他“指出向上一路,新天下耳目,弄笔者始知自振”。确实,苏轼把词引上了健康的道路,引向了广阔的社会人生。
苏轼的词开了宋代词坛的豪放一派。南宋时刘辰翁在《辛稼轩词序》中说:“词至东坡,倾荡磊落,如诗,如文,如天地奇观。”正因为苏轼的倡导和实践,才使得宋词能够成为与唐诗分庭抗礼的艺术形式,成为宋代的代表文学。
婉约派词也得到了很大的发展,并不像有的文学史所说的,北宋后期的词作背离了苏轼开创的道路,又回到婉约的老路上去了。即使在北宋中期,婉约派词仍然是词坛的主流。此后以秦观、周邦彦、李清照等人为代表的词人,使婉约派词作也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
北宋末年到南宋初年,是宋词发展的一个重要时期。
周邦彦、姜夔、李清照等对声律语言的研究与实践,使宋词在声腔和语言上走向高度的完善,而“靖康之耻”带来的亡国之痛,使词的内容发生了很大变化,一是以李清照为代表的北宋遗民,因国破家亡造成的悲痛,一是以辛弃疾为代表的主战派人士,将杀敌报国的豪情和壮志未酬的愤懑一抒于词,扩大了境的境界。
南宋前期,以辛弃疾、陈亮、陆游、刘过等词人为代表的爱国词作,以雄浑之气和成熟的艺术技巧,将宋词创作推上了一个新的高峰。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许多人的爱国热情渐渐减退,又沉醉于无休止的西湖歌舞之中了,继承周邦彦、姜夔词风的史达祖、吴文英、蒋捷、王沂孙、张炎、周密等人,将词进一步雅化,内容也日渐空泛,渐渐将宋词引入象牙塔中,也就渐渐失去了生意。
南宋末年,蒙古骑兵的铁蹄,踏碎了人们的偏安享乐之梦,在国家紧急存亡的关头,以文天祥为首的一批爱国志士,给宋词带来了一股新的激情与活力,可惜也仅止是回光返照,宋词的辉煌也随着宋朝的灭亡而归于消亡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