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作人 :
鲁迅胞弟。生于浙江绍兴，卒于北京。1901年秋入南京江南水师学堂，始用周作人名。1906年赴日本留学，与鲁迅一起编译《域外小说集》，后入东京政法大学、立教大学文科学习。1911年夏回国，先后任浙江省教育司视学和绍兴教育会会长、浙江省第五中学英文教员。1917年春任北京大学文科教授兼国史编纂处纂辑员。
五四时期，周作人是新文化运动的重要代表人物之一。他参加发起文学研究会，曾任新潮社主任编辑，主持北京大学歌谣研究会，是《新青年》主要撰稿人之一。他起草了《文学研究会宣言》，并撰写《人的文学》《思想革命》《平民文学》等理论文章，明确提出“文学革命上，文字改革是第一步，思想改革是第二步，却比第一步更为重要”（《谈虎集·思想革命》）。这一时期，周作人的社会思想和文学观念相当庞杂，但总的来说，个性主义和人道主义在其中占据主导地位。他从五四时期个性解放的要求出发，充分肯定人道主义，提出以“人道主义为本，对于人生诸问题，加以记录研究”的“人的文学”（《艺术与生活·人的文学》），认为新文学即“人的文学”，以此标示出新文学区别于旧文学的本质特征。他将旧文学概括为“贵族的文学”，进而提倡“记载世间普通男女的悲观成败”的“平民文学”（《艺术与生活·平民文学》），这实际上是“人的文学”的具体化。五四时期，周作人从人道主义立场出发，投入新文化运动和文学革命，创作出了许多针砭时弊，批判中国传统文化痼疾的散文。同时，他还特别呼吁重视妇女解放和儿童教育问题，致力于收集和选编儿童歌谣。
五四以后，周作人作为语丝派的主要成员之一，写了大量着重“社会批评”和“文明批评”的散文。另一方面，他开始反省早期“人的文学”口号的功利主义特征，在1920年做的题为《新文学的要求》的讲演中提倡用“艺术的方法”表现“人生的情思”。在散文集《自己的园地》和评论《中国新文学的源流》等著述中进一步推崇“即兴言志”的创作心态，认为文学除了表达“作者的思想感情”以外，“再无目的可言”。这是对新文学中过强的功利性的反思。写于1925年的《十字街头的塔》、1928年的《闭户读书论》表达了周作人闭户读书以“苟全性命于乱世”的愿望。
周作人诗作《小河》手稿
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北京大学南迁，虽经各界人士的多次劝说敦促，周作人仍留在为日本帝国主义侵占的北平，不久出任南京国民政府委员、华北政务委员会常务委员兼教育总督督办、东亚文化协会会长、华北综合调查研究所副理事长等伪职。日本投降后，以叛国罪于1945年12月入狱，1949年1月保释。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除写作有关鲁迅的回忆资料外，主要从事日本、希腊文学的翻译工作。
作为中国现代文学史上有影响的散文家，周作人最早在理论上从西方引入“美文”的概念，提倡文艺性的叙事抒情散文，对中国现代散文的发展起了积极的作用。在创作实践上，他从自己的个性出发，从英国随笔、明末公安派小品、日本俳文中汲取养料，形成了独特的成熟的艺术风格。他追求知识、哲理、趣味的统一：在娓娓絮语中，针砭时弊，纵谈文史，描摹风物，探寻人情物理，显示着爱智者的“博识”与“理智”，无“卖智与炫学”之嫌（郁达夫《〈中国新文学大系〉散文二集导言》），却自有亲切、通达的风致，从容描绘中浸透着作家的闲适趣味，“蕴藉而诙谐”的“淡淡的喜悦”里(《药味集·谈俳文》《立春以前·〈文载道文抄〉序》），掺杂着几分忧郁、惆怅，文字表达上则大巧若拙，举重若轻，构成了平和冲淡的境界，同时注重适度的含蓄，另有一种“涩味”。不同程度上体现了上述风格的《碰伤》《卖汽水的人》《乌篷船》《谈酒》《吃茶》等名篇吸引了众多的读者，彻底打破了美文不能用白话的迷信。20世纪20年代在周作人影响下，形成了包括俞平伯、废名等作家在内的、以“冲淡”“清涩”为主要特色的散文创作流派—— 一个被文学史家认为是“很有权威的流派”（阿英《现代十六家小品·〈俞平伯小品〉序》）。在稍后李广田等人的散文作品中，也隐现他的影响。三四十年代，随着思想的演变，周作人的散文流露出对历史与现世的怅惘情绪和对历史细节的追怀与赏玩心态，其散文大多微带“萧寂的微淡的哀愁”，深蕴“败残之憾或历史的悲愁”的情调（岂明《致启无（关于蝙蝠）》），风格也“一变而为枯涩苍老，炉火纯青，归入古雅遒劲的一途”（郁达夫《〈中国新文学大系〉散文二集导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