郝经 :
泽州陵川（今属山西）人。其家世业儒，祖父郝天挺、父郝思温皆为金季名士，以儒术教授乡里。金亡，随其父母流落河南，漂泊中刻力致学，于铁佛精舍中研读五年。后徙家顺天，才名为郡侯贾辅所知，待以宾礼，蔡国公张柔又延其至家塾开馆，教授诸子，得以饱览群书，尤其致力于洙泗伊洛之学，慨然以天下斯文为己任，发诸文章为世所知，自此声名鹊起。忽必烈在金莲川开府招四方贤士，郝经于南宋宝祐四年（1256）北上应召，成为忽必烈潜邸旧侣之一，上书条陈军国大事民间利病数十事，备为顾问，优礼相待。南宋开庆元年（1259），随忽必烈南下伐宋，作《东师议》，劝说忽必烈以修德养兵为务，等待宋之开衅。翌年，忽必烈即位，以翰林学士职奉命为国信使出使南宋，以告即位请和议为务，宋相贾似道为掩盖冒功之实，秘密羁留郝经于真州馆驿十六年，始终不屈，人比之为苏武。至元十一年（1274），伯颜伐宋，始得放还，翌年至京师而卒，谥文忠。
郝经羁留仪真期间，致力撰述，以《通鉴纲目》为标准作《续后汉书》，又有《春秋外传》《周易外传》《太极演》《原古录》《通鉴书法》《玉衡真观》《注三子一王雅》《行人志》等，凡数百卷，今多不传，有集名《郝文忠公陵川文集》39卷传世。生平见卢挚撰神道碑铭、阎复撰墓志铭、《国朝名臣事略》卷十五、《元史》卷一百五十七。
郝经之学，以家学为基础，后多浸润朱熹性理之学，得窥理学门径，深以为然，终身奉之，学兼南北，对于性理的探索虽多有矛盾之处，仍然处于比较基础的阶段，但已显示出其作为南北学术交融代表人物的独到眼光。金元之交诗文大家元好问曾从郝经祖父郝天挺问学，与其有通家之好，郝经亦曾师事元好问，受其影响颇深，故作为文章，一以遗山为师法，是元好问的忠实继承者。四库馆臣曾评价郝经文风：“其文雅健雄深，无宋末肤廓之习。其诗亦神思深秀，天骨秀拔。与其师元好问可以雁行。”（永瑢《四库全书总目》）明人陈凤梧也认为郝经文章明显具有元好问的风格：“汪洋滂沛，如大河东注，一泻千里；抑扬起伏，如太行诸峰，层见叠出。”（《陵川集》卷首）被称为“元文中之杰然者”。
但郝经为文也带有鲜明的个人特点，第一即是理学意味，赵复北上传播理学之后，郝经作为第一批受众，将其对于理学问题的思考表现在了文章创作中，如其对“道”“法”与文章之间关系的探讨：“夫理，文之本也；法，文之末也。有理则有法矣，未有无理而有法者也。六经，理之极，文之至，法之备也。”（郝经《答友人论文法书》）认为必须要以儒家六经为知识基础，去认识世间事物规律，顺应天理自然之法，进而发为文章。在此基础上，对于“文”“道”的结合问题，他提出了“内游”的概念，即作家修养论，反对传统的借山川至助的“外游”，即借助外在事物激发创作论：“其游也外，故其得也小；其得也小，故其失也大。”（郝经《内游》）创作者需要从儒家经典予以内照关怀，从而达到精神层次的净化提升，主体精神一旦超越，创作文章便能合乎道。达到“内游”的途径有两条：一为读书知道，二为养气，这种创作思想即来源于传统的“神与物游”文艺观，又是郝经自我结合性理之学所得，具有鲜明的时代特色和独特的价值。后人陶自悦评价：“理性得之江汉赵复，法度得之遗山元好问。而独申己见，左右逢源”（《陵川集》卷首），为导元文先路者，此语正中其的。
第二则为呼唤“有用之文”，反对“无用之学”的思潮在金元之际尤为盛行，郝经为其中的先行者。他认为当时读书人的悲惨遭遇与其所学皆为“无用之学”有密切关系，经世致用是读书为文的第一要义。他曾高呼：“不学无用学，不读非圣书。不为忧患移，不为利欲拘。不务边幅事，不作章句儒。”（郝经《志箴》）并在多篇文字中一再表明此观点，期待为学作文能有益于国家生民，裨益时务，对文学的社会政治功用尤为看重，提倡文道结合，大力批判舍本求末，崇尚虚文辞藻的“文章之士”，斥为“伪学”，以期拯救文章时弊，其行文也基本贯彻了这一思想，现存的文章大部分为经世为主，不啻为一大家，对当时的文风产生了很大的影响。
郝经的《郝文忠公陵川文集》由江西行省等处儒学初刻于元仁宗延祐五年（1318），今已不存。现存最早刻本为明正德二年（1507）李瀚刊本（中国国家图书馆藏），清乾隆三年（1738）王镠据以重刻，此版嘉庆、道光间又有递修，清道光间姚莹、顾沅所辑《乾坤正气集》亦收录其文25卷。此外，又有清抄本数种、“四库”系列写本存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