游侠和儒生。
战国末期，韩非主张法治，指责君主背离法制原则，尊重儒、侠，崇尚“贤”、“智”，造成法令所认为不对的，君主却加以运用，官吏应当受惩处的，君主却加以供养，颠倒是非，混淆黑白。韩非指出，国家太平时养着儒生和游侠，国家有危难时用兵士。国家给予关照的人，不是国家所要用的人；国家所要用的人，却得不到国家的关照。“是故服事者简其业，而游学者日众，是世之所以乱也。”(因此，服役的农民和兵士松懈、荒废其工作，游侠、儒生则日益增多，这就是国家混乱的原因。)所以韩非把“学者”(主要指儒家)、“言谈者”(纵横家)、“带剑者”(游侠)、“患御者”(逃避兵役的人)、“商工之民”(经营工商业的人)看成国家的蛀虫，主张加以清除，(《韩非子·五蠹》)后引申指：到外地求学。
今沿用引申义。
鲁迅《而已集·写在(劳动问题〉之前》：“我虽然不知道劳动问题，但译者在游学中尚且为民众尽力的努力与诚意，我是觉得的。”《随笔》：“当年海夫师在游学英伦时，受王亚南校长之召，从剑桥大学回到厦门大学任中文系主任。”《成都晚报》：“考生在依据自身情况，审慎选报志愿的基础上，要勇于摒弃落后的盆地意识，学习古人‘飘泊西南，叩关陕洛’的游学精神，到巴山蜀水外面的精彩世界见见世面，长长学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