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国时策士奔走各国，以言劝说君主采纳其政治主张，战国末期的思想家韩非主张法治，认为“学者”、“言谈者”、“带剑者”、“患御者”、”商工之民”是法治的破坏者，国家的蛀虫，应加以清除。
他批评君轻信“言谈者”的花言巧语。指出那些主张连横合纵的“言谈者”借助国外国内的力量，获取高官厚禄，损国利己。“事成，则以权长重；事败；则以富退处。人主之听说于其臣，事未成则爵禄已尊矣；事败而弗诛，则游说之士孰不为用矰缴之说而挠幸其后?”(事情成功了，他们就凭借权力在国内抬高身份：事情办砸了，他们则依靠财富隐退安居，国君听信那些搞合纵连横的臣下的议论，事情还没有办成，就给予很高的爵禄，事情失败了，却不加责罚，那么，那些奔走各国、以言劝说君主采纳自己主张的人谁不愿用猎取富贵的花言巧语来捞取好处而失败之后又心存侥幸呢?)所以，国家的破灭，君主的死亡都是因为听了那些纵横家们的夸夸其谈。(《韩非子·五蠹》)后引中为：泛指劝说别人采纳其意见、主张。
今沿用引申义。
夏衍《包身工》：“每年——特别是水灾、旱灾的时候，这些在日本厂里有门路的带工，就亲身或者派人到他们家乡或者灾荒区域，用他们多年熟练了的、可以将一根稻草讲成金条的嘴巴，去游说那些无力‘饲养’可又不忍让他们的女儿饿死的同乡。”《海外文摘》：“不少娱乐商甘以厚币游说她复出，但始终徒劳。”《成都晚报》：“非洲国家杯足球赛在达喀尔举行，摩洛哥为其争办1998年世界杯赛进行游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