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记随笔文学 :
中国的“日记”指起居注、备忘录等记录每天发生的事情的记录性文字。这一形式传入日本，天皇和公卿们也开始用汉文撰写日记，著名的有被称为三大御记的《宇多天皇御记》《醍醐天皇御记》《村上天皇御记》和公卿们的诸如藤原忠平的《贞信公记》、藤原师辅的《九历》、小野宫实资的《小右记》、藤原道长的《御堂关白记》等。天皇和公卿们的这一行为又影响到了后宫，9世纪时假名的产生也使女性有了运用这一新文字记录日记的可能，到了10世纪初期，便出现了醍醐天皇的皇后藤原温子的《太后御记》（散轶），盖由皇后身边的仕女撰写而成。其后，承平五年（935）男性官员纪贯之结束土佐守的任期回京，他假托为女性将为期55天的旅程写成《土佐日记》。《太后御记》是“女房日记”的源流，而《土佐日记》则是将日记升华为文学的先驱之作。
日本古典文学中的“日记文学”特指假名日记，一般称为“女流日记文学”。“日记文学”这一概念产生于20世纪的20年代中期，即大正时代末期。其后，随着女性读者的增加和“女流文学”概念的确立，逐渐在日本古典文学中占据了重要的地位。
现在，一般认为“日记文学”或“女流日记文学”是指作者用平假名书写自身的经历或是对自己的人生的回忆、持续地记述自己的内心的作品。具有以下主要特征：①女性或假托女性书写；②运用假名文字；③行文中包含和歌；④具有一定的时间意识；⑤以事实为依据；⑥具有一定的自我观照。
日记文学主要创作于平安时代和中世时期。平安时代的代表作品除上述纪贯之的《土佐日记》外，还有藤原道纲母的《蜻蛉日记》、和泉式部的《和泉式部日记》、紫式部的《紫式部日记》、菅原高标女的《更级日记》、藤原长子的《讃岐典侍日记》等。一般文学史列入随笔文学的《枕草子》，其中的“日记性章段”也当属于日记文学。中世时期的主要作品有阿佛尼的《假寐》《十六夜日记》、伏见院弁内侍的《弁内侍日记》、后深草院二条的《自白》、日野名子的《竹向之记》。
平安时代的日记文学与私家集、物语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比如，《蜻蛉日记》的前半部分很明显具有记录藤原道纲母与其夫藤原兼家的和歌赠答的歌集性质，而《和泉式部日记》同是又被称为《和泉式部物语》，而歌人伊势的家集《伊势集》则具有日记的倾向，其开篇部分甚至具有物语的特色。也就是说，一部作品往往具有两个以上的名称，且分别属于不同的文学体裁，这一事实本身说明了文学体裁从和歌向日记、物语的发展过程。
平安日记文学中最大的特色当数其中的自我观照。像《紫式部日记》这样虽是出于为主家记录皇子诞生这一目的而书写的“公”日记，但作者往往笔锋一转，关注起自己的身世与内心。这样的视角应该与她们出身于地方官阶层这一事实分不开。也正因为她们的这一视角，使得描写“公事”的内容中也渗透了“私人”的成分，成为了女性日记有别于男性日记的一个重要特点。
虚构成分也是平安日记文学的一个主要特色。首先，如《蜻蛉日记》《更级日记》等皆为日后回忆所写，为此，回忆时的情感决定了作品整体的色彩。其次，为了突出作品的主题，作者也会虚构故事发生的时间、场景等。在近代以后，虚构被看作是文学的一个重要特征，日记文学中的这一特征后来被看作是“私小说”的远亲。
与平安时代的日记文学不同，中世时期的日记文学体现了作者们超常的行动力。在平安时代，比如道纲母曾经多次参拜寺院，也多次意欲削发为尼遁入空门，但她出家的意图与她对丈夫的恋情互为表里，为此，自始至终也没能真正成为一个出家人。而在《假寐》中，年轻时的阿佛尼因为失恋果真决绝地出家了。其后，又果断地还俗，成为藤原为家的继室。在为家去世后，为了与前妻之子争夺继承权，阿佛尼不惜前往镰仓提起诉讼。《十六夜日记》就是记述了她的镰仓之行。后深草院二条在被逐出皇宫后，也是毅然决然地出家为尼，过起云游天下的生活。而日野名子因为肩负着养育幼子的重任，便一面任劳任怨地持家，一面结交高僧，为自己的来世修行。从中世女性日记中，可以领略到女性们在经历了源平之乱后所拥有的与平安时代女性截然不同的人格魅力。
而从东亚文学乃至世界文学来看，日本女性的这些日记文学可谓绝无仅有。在古代欧洲，西班牙的女子埃格丽娅曾到耶路撒冷、埃及、巴勒斯坦、西西里岛等地巡礼，以第一人称用拉丁语记述了巡礼的经过。在朝鲜半岛，在“训民正音”诞生200多后的18世纪，产生了后宫女性用朝鲜文字书写的《显仁王后传》《癸丑日记》《闲中录》三部作品。中国女性虽然很早就掌握了散文书写，但与现代意义上的日记相近似的作品，或许要推清末外交官钱恂夫人单士厘的《癸卯旅行记》。平安、中世时期的日本女性日记文学的繁荣，对于思考女性的文学书写与文字、宗教信仰的关系以及韵文创作与散文创作的关系具有重要的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