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尘秘抄》 :
编者后白河天皇（1127～1192）。书名取自《文选》成公绥《啸赋》李善注引汉刘向《七略别录》“汉兴以来，善雅歌者，鲁人虞公，发声清哀，远动梁尘”的典故。现存的《梁尘秘抄》包括两整卷及两个残卷，共4卷，分别为《梁尘秘抄》卷第二（全卷），《梁尘秘抄口传集》卷第十（全卷），《梁尘秘抄》卷第一（精选），以及《梁尘秘抄口传集》卷第一（只存卷首），共收歌谣560余首，分为“今样”“法文歌”“四句神歌”“二句神歌”等样式。从这些残本以及其他文献资料推断，本书的原初形态应该分为20卷，即由《梁尘秘抄》十卷和《梁尘秘抄口传集》十卷构成。今样，意即当世歌谣，大约从平安中期开始出现，因其歌词浅易，曲调独特，所以不仅在下层社会中广为流传，并且逐渐渗透进上流社会之中，获得了大批平安贵族的支持，成为酒宴上助兴的余兴节目或茶余饭后的谈资。到12世纪中叶后白河天皇执政时期，朝野上下更是掀起了一股学习今样的热潮，本书正是这股热潮的产物。
《梁尘秘抄》卷一包括10首长歌（在短歌句首加上发语词的歌体），1首古柳（包含多种形式不一的发语词的歌体），10首今样，这个数目远远少于目录中所列的数目，由此推测，现存的卷一只是一个选本。卷二包括法文歌220首，四句神歌204首，二句神歌121首。法文歌大体为8、5或7、5句式组成的四句佛教赞歌，按照佛、法、僧、杂的顺序排列。其中，以咏颂法华经28品的作品群最为著名。法文歌表现出了多种多样的宗教信仰，除了信奉释迦、观音、阿弥陀、大日如来诸佛之外，净土信仰的色彩也相当浓厚。四句神歌按佛、经、僧、灵验所、杂的顺序构成，这些歌谣同卷一的今样一样，大多采用网罗列举同类事物的创作手法。其中的杂歌多是一些不受音韵束缚的自由体的世俗歌谣，从各种角度反映了贫民百姓的喜怒哀乐，有很多广为人知的篇章，是本书中最具光彩的部分。另外，二句神歌中也有不少生动活泼的民谣。《梁尘秘抄口传集》卷一记述了神乐、催马乐等古代歌谣的起源和沿革，同时也介绍了今样的起源。《梁尘秘抄口传集》卷十则详述了作者自身修习今样的具体过程及体验，以及对当时今样歌手的评判等。
《梁尘秘抄》在很长一段时间内被认为已经散佚，直到明治时代末年又被重新发现，人们才对今样在表现上的特色和多样性有了充分的认识。①今样既有类似于和歌的定型诗形，同时又有许多非定型或不整形式。定型中不仅有七五句式，而且还存在大量八五句式。大部分法文歌都是八五句式，听来铿锵而庄严，这主要是因为法文歌大量借用了来源于佛典的汉语词汇，而这种风格的形成则很可能与佛教仪式上吟诵的歌谣有密切的关系。②网罗列举也是本书在表现上的一大特色。其最具代表性的作品应属以“何物……？”的句式提起主题，然后通过丰富的想象和巧妙的关联罗列出属于这一主题的多种事物。这种创作手法与《李商隐杂篡》颇为类似，只是杂篡偏重于风趣幽默，而今样则更注重作品的抒情性。③由于今样如同流传于街头巷尾的顺口溜、俏皮话一样，原本是一种起源于民间的文艺样式，因此充满了富于生活气息的俗言俚语，在语言风格上显得格外生动活泼。其中，最为突出的特色之一是谐音词的大量使用。
明治时代《梁尘秘抄》被再次发现之后，人们才开始认识到它的艺术价值。明治、大正时代的诗人和作家，如斋藤茂吉、佐藤春夫等人都先后对它给予了高度评价，并在诗歌创作上积极地引用其中的语汇，进行了大胆的尝试。此外，森鸥外的小说《曾我兄弟》、芥川龙之介的诗《相闻》以及战后川端康成的小说《反桥》《住吉》、井上靖的小说《后白河院》等也都从《梁尘秘抄》中汲取了大量创作灵感和素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