创作个性 :
赫拉普钦科认为文学批评界、理论界不同流派对作家的个性作用有着顽固的贬低，他们一方面相当坚决地贬低艺术家的作用，贬低艺术中的创作因素的作用，将作家看作甚至描述为各种各样事件、生活的某些变化、生活的个别特征与特点的勤恳奋勉的记录员和仔细认真的“发报机”；另一方面，他们对文学采取形式主义、结构主义的阐发也排除了作品创作者的个性。作家的作用只归结为对构思作品的手法做出选择。此外，还有一些主张将数学方法运用于文学过程分析的研究者，他们从数学统计学的观点看作家的创作个性，认为它是一种美学的偏差，并不具有独立的价值。针对批评界、理论界的这些观点，赫拉普钦科鲜明地指出，作家并不是计算机，并不是按照预先制订的计划进行各种各样操作，完成复杂的动作的机器人。他强调，作家“是一个独立的创作个性，他就是以这样一种确定的身份参加到文学过程中来的”。
赫拉普钦科提出：“创作个性——这就是包括其十分重要的社会、心理特点的作家个人，就是他对世界的看法和艺术体现；创作个性——这就是包括其对社会的审美要求的态度，包括其针对读者大众、针对那些他为之创作文学作品的人们而发的内心呼吁的语言艺术家个人。”即在赫拉普钦科看来，创作个性是重要的社会的、心理的与审美的要求，包括了作家对世界的看法，是用来满足读者大众的需要的艺术体现。
赫拉普钦科的“创作个性说”突出了艺术家在文学创作中的主体个性化的作用，是对现实主义反映论的拓展。他将过去重视抽象的人的能动性，转变为重视作为艺术家的人在文学创作中的具体作用，这个具体作用又通过创作个性的论述而加以落实，从而将艺术家在反映生活时的能动性转化为创作的动力即审美的问题，进入文学创作本有机制的探讨。
赫拉普钦科的创作个性说，力图用科学地认识艺术文化的原则和思想来反驳各种主观主义的观点，在苏联文学理论的发展进程中带有思想解放的色彩，在当代苏联文学理论界“开放”氛围的营造方面发挥了十分积极的影响。他的创作个性说体现了他对于当代苏联文论界方法论更新的关注，对历史诗学尤其是文学类型学研究的开放、对文学的历史功能研究中文学作品的时间与生命力等前沿课题最新成果的吸纳，表现了现实主义理论的向前发展。
在苏联文论界，赫拉普钦科是一位试图调和社会历史批评流派与审美批评流派之间矛盾冲突的理论家。他对创作个性的重视与阐述，不仅直面了社会历史批评流派一直长期回避的一个理论难题，而且力图打通文学的社会学研究同心理学研究之间的隔阂。赫拉普钦科相当成功地创造了创作个性研究的案例，初步建立了社会历史批评界面上创作个性的理论框架，积极澄清了创作个性的理解上的一些偏颇与失误。
然而，由于赫拉普钦科的创作个性说是出于苏联文论界正统派“在开放中的恪守”而建构的一个核心话语，因此不能以超出现实主义的理论范畴来解读赫拉普钦科的“创作个性说”。赫拉普钦科对于非现实主义理论流派中关于创作个性的理论成果的吸收并不充分，主要表现在对于S.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C.G.荣格的“集体无意识”、新批评的“非个性”观点的阐释缺乏穿透性，没有认识到他们有关心理结构的勘察对于理解创作个性也具有重要价值，也没有认识到非个性理论中所包含的对于创作个性在另一界面上的重要揭示。同时，赫拉普钦科的创作个性说也没有充分借鉴伦理学的人格理论，因而在分析“创作个性”与艺术家的个人特征时，没有进入艺术家人格的多层次性与复杂性的深度考量。赫拉普钦科沉浸于“世界观与创作方法的矛盾”这样典型的苏联现实主义理论话语中，并不重视艺术心理学在创作个性理论上的阐释作用，他没有且也难以从艺术心理学的维度深入创作个性的生成机制进行探讨，也难以借鉴结构主义的思想成果来丰富其“创作个性”理论的建构。
尽管赫拉普钦科的创作个性说存在历史局限，但它对于当代中国文学理论进程产生了十分积极的历史影响。赫拉普钦科的创作个性说经由中译本《作家的创作个性与文学的发展》以及中译本《赫拉普钦科文学论文集》（1997），进入当代中国学者的视野。20世纪70年代末，赫拉普钦科的创作个性说曾积极地助推当时的中国文论界解放思想，走出“左”倾教条主义的阴霾，开始以实事求是的科学精神直面“创作个性”这个理论命题，激发了一大群当代中国学者研究“创作个性”的浓厚兴趣，甚至掀起了“创作个性”研究热潮。当代中国文论界也正是借助赫拉普钦科的创作个性说，进入有现代意识有中国特色的创作个性理论的探索与建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