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哈茂德·达尔维什 :
生于巴勒斯坦北部村庄。1948年，村庄遭以色列军队占领，随家人逃往黎巴嫩，次年回故乡附近定居。1961年中学毕业后加入以色列共产党，在此党主办的《联合报》《新锐》等报刊担任编辑，同时任职于阿拉伯语文学杂志——《黎明》。因被指控“思想激进”，长期被以色列当局监视，多次遭到逮捕和关押。1970年受以色列共产党资助，前往莫斯科社会科学院留学一年。1971年前往开罗，在《金字塔报》作家俱乐部任职。1973年流亡至黎巴嫩贝鲁特，加入巴勒斯坦解放组织，并担任《巴勒斯坦事务》月刊主编、巴勒斯坦研究中心主任和巴勒斯坦作家及记者协会主席。1981年创立巴勒斯坦文化杂志《迦密山》。1982年以色列入侵黎巴嫩，被迫辗转流亡于叙利亚、突尼斯、约旦等地，后前往巴黎，在法国定居10年。1987年以无党派人士身份当选为巴勒斯坦解放组织执委会委员，并主笔起草《巴勒斯坦国独立宣言》。1993年因不满奥斯陆协议，辞去巴解执委会委员职务。1995年巴勒斯坦自治政府于约旦河西岸成立后，结束长年流亡生活回归祖国，定居拉姆安拉。2008年心脏病复发，赴美国休斯敦治疗。手术失败，8月9日离世，享年67岁。
达尔维什从20世纪60年代起发表诗歌, 先后出版了20余部诗集。包括《无翼鸟》（1960）、《橄榄叶》（1964）、《来自巴勒斯坦的情人》（1966）、《黑夜尽头》（1967）、《鸟儿死在加利利》（1969）、《我的爱人从睡梦苏醒》（1970）、《7号的尝试》（1973）、《那是她的图像，这是情人的自杀》（1975）、《婚礼》（1977）、《高影赞歌》（1983）、《被围困的海之颂》（1984）、《她是一支歌，她是一支歌》（1986）、《更少的玫瑰》（1986）、《我看我所想》（1990）、《十一颗星球》（1992）、《为何你将马儿独自抛下》（1995）、《陌生女人的床》（1999）、《壁画》（2001）、《围困状况》（2002）、《不必为你的所为道歉》（2003）、《宛若杏花或更远》（2005）、《蝶之痕》（2008）、《我不愿结束这首诗》（2009）等。此外，他还陆续出版《关于祖国的事》（1971）、《平常悲伤日记》（1973）、《再见战争，再见和平》（1974）、《为了遗忘的记忆》（1982）、《描述我们的状况》（1987）、《在场的缺席》（2006）、《归者的尴尬》（2007）等散文、杂文集。其诗作在阿拉伯世界家喻户晓，诗集畅销不衰，被翻译成三十余种语言。他曾获苏联的列宁和平奖、亚非作家联盟颁发的莲花国际文学奖、美国的兰南基金会的文化自由奖、法国的艺术和文学骑士勋章、荷兰的克劳斯亲王奖、马其顿的诗歌金桂冠奖等十多项国际诗歌奖。
达尔维什是巴勒斯坦抵抗诗歌的领军人物。巴以冲突是20世纪中东地区冲突的热点，以抗争犹太复国主义为主题的巴勒斯坦抵抗文学于20世纪初期诞生。其中巴勒斯坦诗歌致力于声讨以色列对于巴勒斯坦的占领，号召人民坚守土地、奋力抵抗，故又被称作“巴勒斯坦抵抗诗歌”，并逐步发展为阿拉伯现当代诗歌的重要流派。达尔维什诗歌创作以自由体诗为主，内容主要反映巴以冲突背景下的巴勒斯坦状况及其人民的生存体验，表现在对家乡土地、风景、家园的咏叹，对民众革命、斗争、牺牲的号召，对祖国人文历史的追溯，对巴勒斯坦阿拉伯属性的捍卫，对人民生存权的申诉，对流亡旅途的感怀，对故土的思念，对战争的反思，对爱情、生死、梦想等永恒主题的体悟，对人性之美的讴歌，对诗歌改变现实之伟力的信念等。达尔维什的诗作铿锵有力、隽永抒情，呼吁爱与希望、美与自由，记录了巴勒斯坦人土地被占、流离失所的创伤记忆，号召人民为独立、正义而战，致力于弘扬民族文化遗产，呼唤人民的民族认同感。
达尔维什富有阿拉伯古典诗歌的功底，延续了阿拉伯现代诗歌，特别是巴勒斯坦诗歌的传统，也注重吸收借鉴西方现代诗歌的技艺。他精通英语，略通法语和希伯来语，十分关注世界诗坛的动态，喜欢将新颖的创作手法融入诗歌创作中。在诗歌意象的探索上，达尔维什对意象的本土性与民族性进行了不懈追求与再创造。与阿拉伯伊斯兰文化相关的伊斯兰经典意象，与阿拉伯传统文化相关的民俗意象，与巴勒斯坦土地相关的神话意象，为达尔维什的诗歌注入极具本土特质的别样诗性，使得巴勒斯坦属性深深地扎根于诗歌之中。
达尔维什的“抵抗诗学”理念对阿拉伯现代诗歌影响很大。早期的巴勒斯坦抵抗诗歌强调诗歌的社会政治功用，为实现这一目的，诗人们的作品洋溢着激昂的革命斗争情怀，以统一韵律或尾韵、抒情感叹句式等手法表现出强烈激越的情感。达尔维什最初的创作也大多直抒胸臆。但他逐步放弃了直白、浅显的表达方式，开始注重提升抵抗诗的艺术性和思想深度，并开始从诗歌本质层面思考抵抗。在他看来，抵抗意味着对抗丑陋、压迫、禁锢，对自由和美的追求应是抵挡诗歌的本质特征。由此，达尔维什为抵抗的内涵注入旨在维护自由和美的人文价值。
此外，达尔维什主张在传承阿拉伯现实主义诗歌的民族性、社会性和人文精神的同时，应将诗人自身的良知与责任、时代的民族使命和诗歌艺术实现有机结合。在展现巴勒斯坦抵抗诗歌主流精神的基础上，诗人应致力于根据创作的演进和现实局势的变化拓展自身的创作特色，弱化诗歌口号式、说教式的社会功能和政治效应。注重诗人的个人体验，强化诗歌本体的诗性、艺术性，创新诗歌的题材和体裁，挖掘诗歌更为深远的人文意义。努力在诗歌美学与社会政治题材、巴勒斯坦抵抗题材之间寻求平衡。达尔维什强调想象力对于启发诗人创作灵感的重要作用，重视诗歌撼动情感、增进认同的感性作用。
他秉持求新的创作态度，认为抵抗诗歌需要的不是停留在口号式、宣讲式、说教式的情感宣泄，而是通过革新诗歌的内核，从而获得真正意义上的创新发展。抵抗诗应重在深化内涵而避免刻意煽情，诗人应注重创新诗歌题材、体裁、意象等各个元素，在诗歌传统的基础上去粗取精，发展诗歌的可能性，抵抗其僵化性。在提倡抵抗诗歌革新精神的同时，达尔维什也将人性精神视为抵抗诗歌的精髓，即抵抗不在于重复性地表达消极情绪，而是尽可能地表达个性化体验，抒写丰富的人性情感。
达尔维什是巴勒斯坦乃至阿拉伯当代诗歌的代表人物，被誉为“巴勒斯坦民族诗人”“巴勒斯坦民族的代言人”。其诗歌创作和诗学主张拓展了巴勒斯坦抵抗诗歌的广度与深度，丰富了巴勒斯坦诗歌的表现手法，既提高了巴勒斯坦抵抗文学在世界范围内的认可度，也是阿拉伯现代诗歌革新运动的重要组成部分。他的诗歌兼具高度的人文价值、美学价值和强大的道义力量，堪称阿拉伯现当代诗歌的珍品。